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青水河支流沿岸有一片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污染发生后，监测到的候鸟种类从23种减少到7种，其中3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让他想起“上一世”那个案子里，被毒死的鱼虾漂满河面的场景，生态的破坏往往比经济损失更难弥补，而这种损失，很难用数字衡量。
“被告人林茂才，”赵桐权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你声称‘设备老化’，为何在环保部门检查时，故意关闭暗管阀门，打开处理设备的循环水，制造达标排放的假象？为何在员工提出‘排污会被发现’时，你说‘环保局的人我熟，没事’？”
林茂才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低了些：“我……我是怕停产，厂里有120个工人等着发工资……那些话是随口说的，我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没想到？”吕检察官追问，“你大学学的是环境工程，难道不知道六价铬的毒性？你办公室的抽屉里就放着《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条例》，这不是无知，是明知故犯！”
唐律师沉默片刻，呈上一份由部分村民签署的谅解书：“茂才化工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解决了不少村民的就业，这些村民念在林茂才过去对村里的帮扶（曾捐款修桥），愿意出具谅解书，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赵桐权的指尖在“污染环境罪”的量刑标准上轻轻敲击，法律规定“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上一世”的经验告诉他，对于此类案件，量刑不仅要考虑眼前的损失，更要考虑对生态的长远危害和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林茂才的行为无疑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屡教不改，主观恶性深，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但部分赔偿和谅解情节，也应在法律框架内予以考量。
“被告人林茂才，”赵桐权的声音沉稳下来，“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毒物质，造成水体和土壤严重污染，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考虑到你案发后能部分赔偿损失，有一定悔罪表现，可在法定刑内酌情从轻处罚，但不足以减轻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终，赵桐权拿起法槌：“被告人林茂才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用于生态修复。”
法槌落下的声响在庭内回荡，林茂才的身体晃了晃，脸上第一次露出了茫然的表情，仿佛直到此刻才明白自己毁掉的是什么。旁听席上，有村民举着被污染的河水样本，大声喊道：“五年太少了！我们的河要二十年才能干净！”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落在“生态环境”几个字上，显得格外沉重。他知道，这个判决既没有纵容破坏环境的恶行，也考量了案件的具体情节，更重要的是，它向所有企业敲响了警钟——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在法律的框架内，让每一次裁决都能掂量出生态的重量，让被污染的河流不仅能等来治理的机器，更能等来对生命的敬畏，哪怕修复需要漫长的二十年，至少正义的裁决已为这条河的重生，埋下了一颗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