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布呢？”赵桐权指着那片暗红色布料。
“是我母亲的寿衣料子。”周春明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那天我在医院守着母亲，她弥留之际抓着我的手，寿衣的袖口被她扯破了一小块。我后来才想明白，李大海肯定是趁我不在家，去我家偷钟时，被我母亲的鬼魂缠上了……这布是母亲留给我的证据啊。”
老人说着，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弯下腰，拐杖“咚”地杵在地上。赵桐权连忙扶住他，看到老人捂着胸口，指缝间渗出血丝——他去年查出肺癌晚期，医生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赵法官，”周春明缓过气，从怀里掏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再审判决书的复印件，边角被摸得发毛，“我把这钟的事告诉检察官了，他们说可以追加李大海的罪名。可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他把布包塞进赵桐权手里，右眼死死盯着座钟的指针：“你说，时间能不能倒回1993年12月15号？我想再给母亲喂一次药，想告诉她我没偷东西，想让她走得安心点……”
赵桐权喉咙发紧，说不出话。他想起周春明的再审判决书里，有段话是他特意加上的：“原审错误判决导致申诉人周春明失去三年自由，母亲病逝未能送终，名誉受损三十载，其遭受的精神损害与时间损失，虽无法用金钱衡量，但正义的迟到，不应成为遗忘的理由。”
那天下午，赵桐权请钟表匠来修这座老座钟。匠人头戴放大镜，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拆下锈死的齿轮，说：“这钟不是坏了，是被人故意卡住了。你看这根发条，被人用细铁丝缠了三圈，就是为了让它停在三点十七分。”
铁丝上缠着一小片纸，展开后只有两个字：“搞定”——还是李大海的笔迹。
钟表匠花了三个小时修好钟。当他上好发条，钟摆“滴答、滴答”重新摆动时，周春明突然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阳光透过高窗落在他脸上，左眼的浑浊和右眼的光亮重叠在一起，像把三十年的黑夜和白昼揉在了一起。
“听到了吗？”老人指着钟摆，“我母亲说过，好钟不会停，就像好人不会一直受冤枉。”
赵桐权看着钟面上的指针缓缓转动，从三点十七分一点点往前走，像是在追赶被偷走的时光。他忽然明白，法律能纠正错误的判决，却补不了流逝的时间；能还人清白，却换不回母亲最后的陪伴。但这座重新走动的老座钟，或许就是最好的补偿——它用“滴答”声告诉所有人：被偷走的公道，终会一点点追回来；被冻结的时间，也能在真相大白时，重新开始流淌。
后来，这座座钟被摆在了法院的陈列室，旁边放着周春明的再审判决书和那片暗红色布料。下面的铭牌上写着：“时间或许会被偷走，但正义会踩着钟摆的节奏，一步步赶来。”
周春明没能等到李大海被追责的那天，三个月后平静地走了。临终前，他让儿子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红星机械厂的旧址上，说：“那里的泥土记得我流过的汗，现在也该记得我的清白了。”
赵桐权参加葬礼时，看到周春明的遗像笑得很舒展，像卸下了千斤重担。遗像旁边，就放着那座老座钟的照片，钟摆的影子在照片上投下一道浅浅的弧线，仿佛还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替老人继续听着这世间的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