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人突然说：“周师傅当年总说，这台机床的主轴最稳，能车出0.01毫米的误差，他说等小雅长大了，就用这机床给她车个银镯子。”
周雅哭得更凶了，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个用红绳系着的银镯子，镯子上刻着简单的花纹，边缘有些变形。“这是我去年在母亲遗物里找到的，母亲说，是父亲入狱前连夜打的，没来得及给我就被抓走了……”
赵桐权看着镯子上熟悉的纹路，忽然想起周春明再审时说过的话：“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就对不起我女儿，答应给她做的镯子，到现在都没兑现。”
“周师傅没骗你。”老工人拿起镯子，走到车床前，熟练地换上刀具，“这纹路是他最擅长的‘缠枝莲’，当年他给厂里姑娘做嫁妆，都刻这个花纹。”他把镯子固定在卡盘上，启动车床，刀具轻轻触碰银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原本变形的边缘被一点点扯平，花纹变得清晰起来。
周雅站在机床旁，看着旋转的镯子，仿佛看到了父亲当年工作的样子。阳光透过车间的破窗，照在她脸上，泪水折射出细碎的光。
赵桐权走出车间，看到王小虎正在给一台旧铣床换齿轮，齿轮上的锈迹被砂纸磨掉后，露出锃亮的金属本色。“我们打算把这些机床修好了开个展览馆，让年轻人知道，当年的工人是怎么干活的。”王小虎擦了把汗，“周师傅的案子平反后，好多老工友都回来帮忙，说要把这厂子的故事留下来。”
赵桐权走到厂区的公告栏前，栏上还贴着九十年代的通知，纸张已经脆得一碰就碎，但“周春明 技术标兵”的字样依然清晰。公告栏旁边，新钉了块木板，上面用红漆写着：“周春明同志，1965-2023，原红星机械厂车工，1992年劳动模范（补授）。”
这时，周雅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那枚奖章，把它别在了衬衫上。“我母亲说，父亲总在梦里念叨这台机床，说主轴箱里的齿轮该上油了。”她指着车床的铭牌，“你们看，这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是他亲手刻的。”
赵桐权凑近一看，果然在铭牌角落看到“周春明 1992.10.15”的刻字，字迹很深，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比法律文书更能证明清白——比如机床里藏了三十年的奖章，比如父亲给女儿刻在铭牌上的承诺，比如老工友们记得的那些关于“周师傅”的零碎往事。
夕阳西下时，车间里的机床陆续停了下来，老工人们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周雅跟着他们走出车间，手里的铁皮盒在暮色中闪着微光。赵桐权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觉得，周春明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的汗水渗进了机床的导轨，他的笑声藏在了齿轮的咬合里，他未说出口的委屈和骄傲，都被这台老机床好好地守着，直到有一天，被人轻轻拂去尘埃，重新见光。
离开厂区时，赵桐权回头望了一眼，夕阳给生锈的铁门镀上了一层金边，仿佛给这沉默了三十年的时光，挂上了一枚迟到的勋章。他知道，周春明的故事还没结束——王小虎说要把银镯子的图案刻在机床护罩上，周雅说要把父亲的日记整理成书，老工人们说要在车间门口立块石碑，刻上所有被冤枉过的工友名字。
有些公道，或许会晚到，但只要有人记得，有人在乎，就永远不算缺席。就像这台老机床，哪怕锈迹斑斑，只要有人愿意给它上油、调试，照样能转出精准的刻度，转出那些被偷走的时光里，最该被铭记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