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宿舍里，八张木板床挤得密不透风，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汗味、浆味混着窝头的麦香，在空气中凝滞。福英刚挨着床沿坐下，胯骨就传来一阵尖锐的疼，她下意识地揉了揉，指尖触到的皮肤又硬又糙，像是结了层薄茧。
“快躺会儿吧，明天天不亮就得起来上工。”招娣一边解着围裙上的绳结，一边压低声音说，“李管事鸡叫头遍就会来查岗，谁要是起晚了，轻则骂一顿，重则扣半天工钱。”
福英“嗯”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躺下，木板床硬得硌人，她只能侧着身子，把酸胀的小腿蜷起来。旁边床的瘦高个女工翻了个身，发出一声压抑的呻吟：“我的腿快断了，再这么踩下去，迟早得废。”
“嘘——”对面床的女工赶紧示意她小声，“别让门外的婆子听见，要是传到李管事耳朵里，有你好受的。”
瘦高个吐了吐舌头，不敢再说话。宿舍里只剩下此起彼伏的喘息和轻微的翻身声，福英睁着眼睛看着屋顶的横梁，脑子里全是缝纫机“哒哒哒”的声响，还有李管事那双像鹰隼一样的眼睛。她摸了摸怀里的窝头，还有些温热，刚才在车间里没舍得吃，想着留到后半夜饿了再垫肚子。
忽然，宿舍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穿着灰布衣裳的老婆子举着煤油灯站在门口，眼神扫过每张床：“都睡死了？明天的活计要是完不成，看李管事怎么收拾你们！”说完，又“砰”地一声关上门，脚步声渐渐远去。
福英吓得心口一跳，连忙把窝头往枕头底下塞了塞。她转头看向招娣，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招娣也没睡，正睁着眼睛发呆。
“招娣，”福英轻声问，“你在这儿干多久了？”
“快一年了。”招娣叹了口气，“去年我男人老家闹旱灾，地里颗粒无收，男人又染了病，没办法才来厂里的。原本想着挣点钱回去，可这工钱扣这扣那，一年下来也没攒下多少。”
“扣钱？”福英愣了一下，“李管事说每月三块大洋，还会扣吗？”
“怎么不扣？”招娣的声音里满是无奈，“针脚歪了扣五分，完不成定额扣一毛，要是不小心弄坏了布料，扣的更多，有时候一个月下来，能拿到手的也就两块多。”
福英的心沉了下去，她原本想着每月三块大洋，省吃俭用，能给家里寄回去两块，让孩子们能吃上饱饭，可现在看来，连这点希望都要打折扣。
“那……就没人反抗吗？”福英小声问。
招娣苦笑了一声：“反抗？怎么反抗？李管事是厂长的远房亲戚，厂里的规矩都是她说了算。上个月有个姐妹带头闹，说要涨工钱，结果被李管事吊在院子里打了一顿，还被赶了出去，听说后来流落到街上，不知道死活。”
福英听得浑身发冷，手指紧紧攥着床单。她忽然想起白天那个被夺了碗的女工，想起瘦高个说的晕过去还被罚款的姐妹，原来这造衣厂就像一个巨大的牢笼，她们这些女工，不过是笼里不停转动的陀螺，稍一停歇，就会遭到无情的抽打。
“姐，别想太多了。”招娣拍了拍她的胳膊，“咱们就是苦命人，能挣一点是一点。只要别犯错，别让李管事抓到把柄，总能熬下去。”
福英点点头，可心里的委屈和恐惧却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她想家，想孩子们软糯的声音，想家里那间虽然破旧却温暖的土屋。可她知道，自己不能回去，一旦回去，孩子们就又要挨饿受冻。
后半夜，福英被饿醒了。她悄悄摸出枕头底下的窝头，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干涩的面团在嘴里慢慢化开，带着一丝淡淡的甜味。她不敢多吃，只吃了一半，就又把剩下的包好，放回怀里。
窗外的月亮渐渐西斜，宿舍里的呼噜声此起彼伏。福英闭上眼睛，可小腿的酸胀和手上的疼痛却越来越清晰。她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福英，你不能倒下，为了孩子，再苦再难，你都得扛下去。
天刚蒙蒙亮，宿舍门就被猛地推开，李管事的声音尖锐刺耳：“都给我起来！磨蹭什么？赶紧去车间上工，迟到一分钟，扣一分工钱！”
福英猛地从床上爬起来，动作快得差点摔倒。她跟着其他女工一起，跌跌撞撞地跑出宿舍，直奔车间。天边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了，等待她的，依旧是无休止的缝纫机声，和看不到头的艰辛劳作。
日头刚爬到厂房顶，车间里的缝纫机声就像上了弦的锣鼓，密得让人喘不过气。福英正专注地踩着踏板，手里推送着一匹浅湖蓝的细棉布——这是出口南洋的成衣料子，李管事特意交代过，针脚要比寻常衣料密三倍，稍有差池就得全件返工。
“福英姐，借过一下呗？我那线轴空了，跟你换个新的。”旁边工位的秋杏忽然探过头，脸上堆着甜笑，手里举着个空线轴。
福英抬头看了眼，秋杏是上个月进厂的，平时总爱跟在女工堆里说闲话，可从没主动帮过谁。她犹豫了一下，脚下的踏板却没停：“你自己柜子里没有吗？”
“嗨，昨晚用完忘了领，李管事这会儿不在，你先借我用用，等会儿我就去领了还你。”秋杏说着，不等福英回应，就伸手去够福英缝纫机旁的线轴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