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裹着雪粒子，刮在窗纸上沙沙响。李长工蹲在堂屋角落，正把几件打了补丁的旧衣裳往蓝布包里塞，动作慢得像在数针脚。他今年三十五，颧骨上的冻疮红得显眼，手指蜷着，还带着前几日挑水冻裂的口子。
“李叔，你这是……要走？”孙有财揣着袖子进来，眼瞅着那布包要扎口，嗓门陡然提了些，“不是说好了？你欠咱家那笔钱，得在这儿做重活抵完才算完，不是还有几年吗？”
李长工的手顿了顿，没回头，声音闷得像蒙了层灰：“孙少爷，钱早还清了。”
“清了？”孙有财更纳闷，转身就往里屋冲，“娘！你快出来看看，李叔说他不欠咱钱了，要回老家！”
孙婶掀着棉门帘出来，青布围裙还没解，眼底的青黑藏在鬓角碎发后。她看了眼角落里的李长工，又转向儿子，嘴角扯了扯，勉强地笑着说：“是清了，有财。”
“怎么就清了？”孙有财急得跺脚，“前儿你还说他得再帮咱种完开春的麦子……”
“不用了。”孙婶打断他，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声盖过，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围裙角，指节泛白。她没提上个月偷偷去镇上药铺抓的那副堕胎药，更没提那没来得及成形、就跟着一碗黑汤药走了的孩子。
她只对着儿子重复了一遍，语气硬了些，却掩不住尾音的颤：“李叔老家有事，该回去了。他这个年纪，也该回老家，找个实在人过日子，生个娃了。”
李长工这时终于扎好了布包，起身时膝盖“咔嗒”响了一声。他没看孙婶，只对着孙有财拱了拱手，声音还是闷的：“孙少爷，往后多帮衬着你娘些。”说完，便扛着布包，头也不回地跨出了院门，风雪瞬间裹住了他的背影。
孙婶站在原地，望着那扇敞开的院门，嘴角的苦涩一点点漫上来，直到眼眶发潮。她抬手抹了下，只摸到满手的凉。
李长工走后的第七天，孙婶就倒在了炕上。起初只是咳嗽，后来发起高热，脸烧得通红，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孙有财急得在屋门口打转，福英端着熬好的姜汤进来，粗布袖口蹭得满是炭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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