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知道，从周炳文这里，恐怕很难再得到更有价值的线索了。他就像一颗已经启动并爆炸过的炸弹，只剩下冰冷的、扭曲的残骸。
他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走廊里，老李迎了上来，脸上带着疲惫和一丝不甘：“怎么样？撂了吗？”
陈默摇了摇头：“他把这当成了一场理念的战争。不会轻易开口了。”
“妈的！”老李骂了一句，“那‘老板’和可能的其他成员怎么办？”
“两条路。”陈默冷静地分析，“第一，深挖所有落网人员的所有社会关系、通讯记录、资金往来，寻找共同点和异常节点。周炳文说‘烛龙’是一种思想共识，但任何共识都需要载体和渠道去传播、去凝聚。找到这个渠道。第二，从周炳文和赵明的背景入手。周炳文从一个法学讲师堕落到这一步，赵明从一个普通商人卷入恐怖活动，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接触到的特定信息或群体，是关键。”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我总觉得，周炳文对法律的精通和利用，以及他那种将杀人‘成本化’的极端理性背后，隐藏着更深的、可能是源自他个人经历的创伤或者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侵蚀。这或许才是‘烛龙’真正的养分。”
老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明白了。我让林峰他们继续啃硬骨头，把这几个人扒个底朝天。你和虞倩，重点梳理周炳文和赵明的生平，尤其是他们近几年思想可能发生剧烈转变的时期。”
接下来的几天，专案组如同精密的考古队，对周炳文和赵明的人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
陈默和虞倩走访了周炳文执教的大学。同事们印象中的周炳文，专业能力突出，性格有些孤僻，但之前并未表现出极端倾向。大约在两年前，他参加了一个海外学术交流项目，回来后似乎变得更加沉默，偶尔会在课堂上发表一些对现有法律体系过于“温和”、“滞后”的批评言论，但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海外交流？”陈默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间点。
他们调取了周炳文那次交流活动的详细记录，发现他参与的是一个由某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资助的、“关于转型正义与社会重建”的研讨会，举办地在一个政治环境复杂、各种思潮激荡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