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翻看几份访谈记录，内容令人触目惊心。记录对象大多是像吴浩那样的年轻人，访谈问题经过精心设计，不断引导受访者宣泄对社会、对家庭、对未来的负面情绪，放大其挫败感和无力感，并隐晦地暗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不公的系统”。心理测评量表的选项设置也极具倾向性。
而移动硬盘里的数据，经过初步恢复，里面是大量经过剪辑、拼接的“社会矛盾”视频片段，配上极具煽动性的解说和悲情音乐；还有成体系的、用于在网络社群中引导话题、攻击异见者、散布谣言的“话术库”和“文案模板”；以及一份名为“脆弱灵魂图谱”的数据库，里面详细记录了数百个类似吴浩的“易感个体”的性格特征、成长经历、心理弱点和社会关系！
这不是学术研究！这是在进行社会工程攻击！是在系统地筛选、定位、腐蚀特定目标，为“烛龙”网络输送后备力量和制造社会对立情绪！
“第二阶段……”陈默看着这些资料，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他们的‘第二阶段’，可能就是利用这些筛选出的‘脆弱灵魂’和制造出的对立情绪，进行更大规模、更具破坏性的行动！或者是将这些‘成果’提供给境外的幕后黑手，用于针对性的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活动！”
所有研究所的在场人员被带走问话。那个前台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终于崩溃，交代研究所的实际运作人并非郑国明，而是一个叫“韩博士”的人，真名不详，平时很少露面，主要通过加密通讯遥控指挥。郑国明只是他找来的牌位。
“韩博士……”陈默默念着这个新的代号。是杜文吗？还是“烛龙”网络中另一个尚未浮出水面的核心人物？
就在研究所这边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看守所那边，伪装成律师的侦查员与周炳文的“会见”也结束了。
侦查员汇报的情况有些诡异。周炳文并没有试图传递任何实质性信息，整个会见过程，他大部分时间在沉默，偶尔会问一些关于法律程序细节的、无关痛痒的问题。只是在会见即将结束时，他像是无意间提起，感慨了一句：“有时候，最危险的，不是拿刀的人，而是递刀的人。而递刀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递出的是什么。”
这句话被原封不动地汇报给了陈默。
“最危险的，是递刀的人……”陈默反复咀嚼着这句话。周炳文是在暗示什么？是指研究所那些进行意识形态“递刀”的人？还是另有所指？
他立刻调取了正平律师事务所，也就是董浩所在律所的详细资料，尤其是其近几年的客户名单和代理案件类型。
一番梳理后，一个发现让陈默瞳孔骤缩。
正平律师事务所，除了代理普通民商事案件，竟然还是本市几家大型企业，包括赵明那家建材公司长期合作的法律顾问之一！而更巧合的是，那几家企业的部分业务，都或多或少与市政工程相关！
一个可怕的联想在陈默脑海中形成。
赵明能接触到文化艺术中心的装修工程，从而有机会安置炸药。如果……如果“烛龙”网络通过董浩所在的律所，影响了其他有类似业务的企业呢？如果他们不仅仅是在文化中心一个地方做了手脚？如果那些看似普通的市政项目，某些不起眼的环节，都被埋下了“暗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