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三名参与者的情况实实在在发生了。
医生尝试了各种方法，三人终于在48小时后陆续苏醒，但记忆模糊，情绪平淡。他们对之前关心的公共事务表现出奇异的漠然，问及在修道院发生了什么，都只摇头说“不记得了”“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只有光”。
心理评估显示，三人的“社会责任感”得分急剧下降，而“内在平和”得分显着升高。没有明显的精神损伤，但人格的某个部分似乎被微妙地重置了。
“这是心理编程。”顾言被请来分析，“使用高级催眠和暗示技术，在对象处于放松和开放状态时，植入特定的认知和情感模式。非常专业，非常隐蔽，几乎不留痕迹。”
“目的是什么？”
“制造‘和谐的公民’。”顾言表情严肃，“不再质疑，不再行动，只关注个人内心平静。对系统来说，这是最‘安全’的公民。”
陈默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这比直接的心理攻击更可怕——它不伤害人，甚至让人“感觉更好”，但代价是剥夺人的批判性思维和行动意愿。
更可怕的是，它可能合法。如果基金会声称这只是“心理健康服务”，而参与者“自愿”且“受益”，警方很难干预。
“但我们有三个人昏迷了两天。”老李指出。
“可以解释为‘深度冥想状态’或‘个人心理反应’。”顾言说，“没有证据证明是讲师有意造成的。法律上很难追究。”
陈默知道顾言说得对。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明显的犯罪，而是一种利用心理学和法律漏洞的社会工程。目的不是伤害身体，而是塑造思想。
“我们怎么办？”
“教育和揭露。”顾言建议，“让公众知道这些技术的存在和潜在风险。同时，寻找证据证明这些活动是有意、系统地改变人的政治和社会态度，而不仅仅是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这不是容易的任务。基金会保护得很好，讲师受过训练，参与者可能不认为自己受害。
陈默决定从三名苏醒者入手，进行更深入的心理评估和访谈。在安全的、支持性的环境中，经过几天的缓慢引导，其中一人——前环保志愿者张华——终于透露了更多信息。
“工作坊的最后...讲师让我们看着一面镜子，想象自己是一束光。”张华声音缓慢，眼神有些空洞，“他说，真正的光是包容的，不批判的，只是存在。我们太关注外在的‘黑暗’，所以自己变成了尖锐的光，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他说我们需要学会成为柔和的光，照亮但不刺眼。”
“然后呢？”
“然后...他引导我们深呼吸，重复一些话...我不太记得具体内容，但感觉越来越平静，越来越...远离。好像那些我以前关心的事情——污染、不公、腐败——都变得遥远，不重要了。我好像飘在空中，看着下面的世界，觉得一切都很好，不需要改变。”
“你怎么到修道院的？”
“不记得了。”张华摇头，“最后的记忆是在工作坊，然后就是在医院醒来。中间...好像有光，很多光，还有声音，但具体是什么，想不起来了。”
典型的催眠后遗忘。讲师可能在深度催眠状态下给出了暗示，让参与者自行前往特定地点，并忘记过程。
另外两人的描述相似：光的意象，平静感，距离感，对之前价值观的疏离。
“这是认知重构。”顾言分析，“用隐喻和暗示替换原有的认知框架。‘尖锐的光’代表批判和行动，‘柔和的光’代表接纳和不作为。通过重复和情感关联，将新的框架植入潜意识。”
“能逆转吗？”
“可能需要长期的心理治疗，而且不一定完全成功。”顾言说，“这种深度编程会改变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即使理性上知道发生了什么，情感和直觉层面已经被重塑了。”
陈默感到愤怒。这不是犯罪，但比许多犯罪更侵犯人的本质——自由思想的权利。
他决定对基金会施加压力。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指控犯罪，但三名参与者的异常情况足以作为调查理由。
周启明的反应冷静得令人不安：“我们对此事深表关切，已暂停李明讲师的所有活动，并启动内部调查。如果确实存在不当操作，我们将承担责任并改进。但我们也需要理解，心理健康领域存在个体差异，有些人对某些技术可能产生非典型反应。”
官方的、负责任的、无懈可击的回应。
陈默要求查阅基金会所有项目的内容和评估数据，周启明犹豫后同意了，但只提供“不涉及个人隐私的汇总数据”。
数据汇总后，一个模式更加清晰：基金会所有项目都显示出相似的效果——降低参与者的社会批判性，增加个人满足感，减少公共参与意愿。效果温和但持续，像是温水煮青蛙。
“他们在系统性地制造政治冷漠。”陈默在专案组会议上说，“不是通过压制，而是通过‘赋能’——赋予人们‘内心平静’，代价是对外界问题的漠然。”
“这合法吗？”方雪问。
“在灰色地带。”顾言说，“如果他们是直接宣传‘不要关心社会问题’，可能涉及问题。但他们用的是心理学技术，包装成‘心理健康’和‘个人成长’。法律很难界定。”
“那我们能做什么？”
“收集更多证据，尤其是证明他们有意为之的证据。”陈默说，“同时，公开这些信息，让公众自己判断。”
他们开始更广泛的调查。除了基金会，还关注其他可能使用类似技术的组织和机构。调查发现，南江市有十几个组织提供类似服务，有些明显与基金会有联系，有些独立但理念相似。
这些组织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从温和的“正念工作坊”到激进的“意识提升培训”，多层次、多角度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目标人群从社区活跃分子到企业员工，从学生到家庭主妇。
影响力比他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
这时，第二个异常事件发生，而且更加公开。
南江市电视台的知名记者苏晴，以调查报道和社会批判闻名，突然在直播中宣布辞职。她说：“我意识到，过去的我太过关注社会的‘黑暗面’，这让我自己和他人都感到痛苦。我决定停下来，寻找内心的光。真正的改变不是通过揭露问题，而是通过成为平静的存在。”
直播后，苏晴消失了。家人说她去了一个“静修中心”，无法联系。
苏晴的同事透露，她最近参加了一个“媒体人心理健康工作坊”，由某“心灵成长机构”组织，该机构与“社会和谐基金会”有合作关系。
陈默立刻调查这个“心灵成长机构”。发现它注册为“文化咨询公司”，但实质进行高强度的心理训练项目，收费昂贵，参与者多为专业人士和社会精英。
更令人不安的是，调查发现该机构使用的方法包括感觉剥夺、睡眠控制、高强度暗示等边缘技术，可能涉及精神控制。
“这已经是洗脑了。”老李愤怒地说。
但机构声称所有活动都是“自愿参与”，并有参与者签署的免责协议。法律上再次陷入困境——成年人自愿参与“个人成长项目”，即使方法极端，是否违法？
顾言提供了关键意见：“如果能够证明这些技术导致参与者失去自主判断能力，或者被用于系统性地改变人的政治和社会态度以服务特定利益，可能涉及违法。”
但这需要证据，而且是难以获得的证据：内部培训材料、讲师指令、意图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