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28日，华沙，这座饱经炮火蹂躏的城市，终于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波兰守军司令签署了投降书。消息传来时，我们正驻守在维斯瓦河畔一处刚刚肃清不久的阵地上。无线电里传来的胜利通告，夹杂着电流的嘶嘶声，显得有些不真实。
起初，是短暂的、近乎麻木的寂静。随即，周围响起了零星的、疲惫的欢呼声，一些士兵将帽子抛向空中，脸上挤出如释重负的笑容。持续了近一个月的征战，日复一日的死亡威胁，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连里的军官们互相拍打着肩膀，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和对未来的期许。
我们赢了。德意志的旗帜插上了华沙的废墟。这无疑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闪电战的理论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们以惊人的速度，碾碎了一个国家。
然而，置身于这片庆祝的、微弱声浪之中，我，卡尔·冯·穆勒，却感到一种与周围氛围格格不入的、冰冷的疏离感。胜利的喜悦如同隔着一层厚厚的、沾满污秽的玻璃，模糊而遥远。我靠在“艾玛2”冰冷而布满创伤的装甲上，看着远处依旧在冒着缕缕青烟的残垣断壁，心中涌起的，不是自豪，而是无边无际的、沉重的疑问。
威廉默默地清理着驾驶舱周围的杂物，他将那些空弹壳、废弃的油布和压缩饼干的包装纸仔细地归拢到一起。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庆祝的表情，只有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种仿佛与这片废墟融为一体的沉默。他没有看我，但我能感觉到，他与我共享着这份胜利背后的空洞。
我的目光掠过眼前的一切。
我看到一队队垂头丧气的波兰战俘，在德军士兵的押送下，步履蹒跚地从街上走过。他们的眼神空洞，与之前我们遭遇的那支残兵如出一辙，那是失去了希望的光芒。他们曾经也是保卫家园的战士，如今却成了胜利者游行的注脚。这场胜利，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国家的沦亡，是个人命运的彻底转折。
我看到那个曾向我们乞讨面包的男孩所在的那片街区，如今更加破败。不知他和他的家人是否还活着？即使活着，在这片废墟之中，他们又将如何生存？我们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毁灭。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城市，打破了他们的生活，这种以无数平民的痛苦和牺牲为代价的胜利，真的值得庆贺吗？
我想到奥托。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华沙外围那条不知名的街道上。他的音容笑貌，他对家乡苹果酱的怀念，他初次实战时的紧张与兴奋，此刻都化为了冰冷的回忆。还有“铁砧三号”那些差点被烧死的乘员，以及无数我未曾谋面、却同样埋骨异乡的德意志士兵。他们的牺牲，换来了这面插在废墟之上的旗帜，但这面旗帜，能抚慰他们亲人永恒的伤痛吗？
我们驾驶着“艾玛2”，这台以希望命名的战争机器，一路从边境打到华沙，我们摧毁了敌人的坦克，攻克了敌人的阵地，我们被教导这是在为德意志争取“生存空间”，是在洗刷《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但此刻，站在华沙的废墟上，我脑海中回荡的，却是容克先生那沙哑的声音，描述着一战泥潭中的惨状；是那个波兰老军官扔掉手枪时，眼中那混杂着不甘与认命的绝望；是无数平民在窗户后面那惊恐无助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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