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训练不止于此。我们还被要求进行“弹药节约射击”，即在确保摧毁的前提下，使用最少的弹药。这迫使我和克鲁格必须更精确地判断目标价值和脆弱部位。对付一个机枪巢，也许一发高爆弹就够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进行覆盖射击。这种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源于挪威战场上补给断绝的惨痛教训。
威廉也需要参与进来。他必须练习在短促停顿的瞬间，将车身调整到最利于射击的稳定姿态，哪怕是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坦克的每一次微小晃动，都会影响炮弹的落点
这或许是最折磨我，也是最能体现车长责任的训练。训练中，我们被赋予有限的模拟弹药基数，需要完成一系列连续的、强度不同的战斗任务。
我的面前，仿佛有一个无形的天平。一边是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威胁和支援友军的迫切需求，另一边是弹架上日益减少的、代表着我们持续战斗能力的炮弹。
“猎犬二号被‘击毁’！需要火力掩护撤离伤员！”
“前方发现敌军步兵集结，疑似准备反坦克冲锋！”
“连部命令，对三号区域进行三分钟火力压制！”
每一个请求，每一个命令，都意味着弹药的消耗。我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哪个威胁最致命？哪次支援最有效？哪些目标可以依靠步兵或友军解决？预留多少弹药应对突发状况？
有一次演习，我们为了掩护一支被“包围”的步兵小队，几乎打光了所有的高爆弹，成功帮助他们突围。但紧接着，我们遭遇了“敌方”一辆突然出现的模拟坦克，而我们仅剩的几发穿甲弹，却因为之前的决策分散在不同弹架上，克鲁格在紧张中未能第一时间找到，导致我们被判定“击毁”。
教官冰冷的点评如同鞭子抽打在我心上：“穆勒车长，你的同情心在战场上会害死你和你的全体乘员！理智，必须永远凌驾于冲动之上！”
那次失败让我备受打击。我意识到，车长的职责不仅仅是带领大家打胜仗，更要在残酷的取舍中，做出对整体战局和车组生存最有利的决策。这需要一种近乎冷血的理智，而这，恰恰是我在不断质疑战争的同时，又必须强迫自己掌握的技能。
训练是日复一日的循环，强度不断加码。我们披星戴月，在训练场上耗尽每一分精力。威廉的驾驶技术更加出神入化，克鲁格的炮术愈发精准致命，而我的指挥和决策，则在一次次成功与失败的交织中，变得更加沉稳、果断，但也更加……沉重。
我们都变了。挪威归来的我们，身上少了几分青涩，多了几分被战火和严酷训练淬炼出的坚韧与冷峻。我们不再仅仅是士兵，我们是紧密咬合的战争齿轮，是即将被再次投入巨大战争熔炉中的、一块块被反复锻打过的坚硬钢铁。“艾玛2”车组，正被打造得更加锋利，也更加冰冷。我们知道，下一场战斗的规模将远超以往，而我们能依靠的，只有彼此，和这身被汗水与模拟硝烟浸透的、淬火成钢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