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德国，威斯特法伦某训练基地。
阳光明媚得有些刺眼，洒在修剪整齐的草坪和光洁的碎石路上。这里没有法国乡间的尘土和废墟的颓败，只有日耳曼式的严谨和秩序。我们的三号坦克，“利贝尔”，此刻正停放在基地广场的中央，被精心擦拭得熠熠生辉，深灰色的装甲在阳光下反射着金属特有的冷硬光泽，那根50毫米炮管更是像仪仗队的佩剑般笔直指向天空。它身边，还整齐排列着其他几辆同样光洁的坦克和装甲车，构成了一幅强大而威武的钢铁画卷。
我们车组五人，穿着笔挺的、刚刚配发的黑色装甲兵制服，站在“利贝尔”前方，像橱窗里的模特一样，接受着周围人群目光的洗礼。周围是成群结队的新兵，他们脸上带着稚气和对战争的憧憬，眼神在我们、我们的坦克以及主席台上那些高级军官和宣传部官员之间逡巡，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羡慕和崇敬。
这是最高统帅宣传部组织的一场活动，旨在表彰“西线英勇作战的装甲精英”，并以此激励即将开赴前线的后备力量。而我们车组，因为从波兰到挪威的“卓越经历”，以及幸运地（在我们自己看来）错过了法国战役最后阶段最惨烈的围剿，被选中作为“模范车组”进行展示。
“看哪！那就是卡尔·冯·穆勒上尉的车组！他们在纳尔维克的山地作战中表现英勇！”
“那就是三号坦克吗？真威武！比我们训练用的二号坦克强太多了！”
“听说他们击毁了好几辆英国人的坦克……”
类似的低语声，像苍蝇一样嗡嗡地传入我的耳朵。我脸上维持着标准的、略显僵硬的微笑，目光平视前方，但内心却感到一阵阵的反胃和不适。威廉·鲍尔站在我身旁，他的站姿同样标准，但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线条绷得比“利贝尔”的装甲还要硬，眼神深处是一片化不开的阴郁。
我们成了道具，成了这场精心编排的戏剧里的演员。
事情要从我们结束挪威战役，返回德国休整说起。当我们得知法国战役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因为参与挪威作战而未能赶上时，内心深处，我和威廉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隐秘的庆幸。我们见识过波兰街道上反坦克炮火的致命精准，也领略过挪威峡湾边寒冷与泥泞交织的消耗。法国战役虽然以辉煌的胜利告终，但谁知道那片土地上又增添了多少像奥托·舒尔茨那样无法归家的亡魂？我们驾驶着二号坦克，以三人车组（我、威廉、奥托）的形式经历了最初的磨难，直到1940年6月17日，才接收了这辆三号坦克和新的成员——炮手埃里希·沃尔夫、装填手弗兰茨·贝克尔以及无线电员保罗·霍夫曼。我们几乎是刚刚熟悉新车，战争（在西线）就结束了。
然而，在后方的叙事里，这一切被巧妙地改编了。我们的经历被浓缩、提纯，然后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宣传部的人找到我们，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称赞我们是“德意志装甲兵的骄傲”，是“元首闪电战理论的完美执行者”。他们刻意模糊了我们缺席法国战役的细节，将我们在波兰和挪威的战斗经历渲染成了一种贯穿始终的英雄传奇。
此刻，主席台上，一位穿着体面西装的宣传部官员正对着麦克风，用充满激情、抑扬顿挫的语调演讲：
“……正是像冯·穆尔上尉及其车组这样的英雄们，用他们的勇气、忠诚和精湛的技艺，在波兰平原上碾碎了敌人的抵抗，在挪威的峡湾边扞卫了帝国的利益！他们驾驶着德意志最先进的钢铁坐骑，所向披靡！他们是德意志青年学习的榜样！……”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广场上空回荡，引发新兵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我微微侧目，看向我的队员们。
埃里希·沃尔夫，我们年轻的炮手，胸膛挺得高高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着红光。宣传部官员的每一句赞美，似乎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他渴望荣誉，渴望被认可，而此刻，他正站在聚光灯下。这与他刚加入车组时，在法国外围巡逻时的迷茫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后方的喧嚣比前线的沉默更具诱惑力。
弗兰茨·贝克尔，我们的装填手，显得有些拘谨，但眼神里也充满了自豪。他或许在想，远在巴伐利亚的家人，会不会在新闻影片里看到这一幕？朴素的荣誉感，在他心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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