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6日，清晨六点，莫斯科以西约八十公里，一处被地图标注为“239高地”的冻土丘陵。
我被冻醒了——不是因为寒冷穿透了裹在身上的所有布料，而是因为膀胱的剧烈抗议。在零下十二度的气温中离开坦克去解手，这本身就是一种酷刑。但我别无选择。
当我推开舱盖时，世界是一片单调的灰白。昨夜的新雪覆盖了大地，厚度约五厘米，足以掩盖弹坑和车辙，却不足以支撑坦克的重量。天空低垂，云层厚重，预示着更多的雪。
“车长，”保罗的声音从下面传来，带着刚醒的沙哑，“营部命令：今天上午八点，配合第112步兵营进攻前方苏军防御工事。”
我缩回车内，摊开地图。我们所在的高地前方约两公里处，有一片被称为“工人新村”的建筑群——实际上是一片工厂区和附属住宅区，战前可能属于某个大型工业企业。根据空中侦察，苏军在那里建立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情报怎么说？”我问。
“混凝土工事，反坦克壕，雷区，还有至少六门反坦克炮的位置标记。”保罗指着地图上红笔画出的几个圈，“但侦察机无法确认这些炮位是否都有火炮，或者只是伪装。”
典型的苏军战术：虚虚实实，让你在每个可疑位置都要消耗弹药和注意力。
七点三十分，我们完成了战前准备。“莱茵女儿”的引擎在低温中艰难启动，排气管喷出浓浓的白烟。威廉检查了所有操纵杆的灵活性——寒冷让液压系统反应迟钝。埃里希给火炮撞针涂上了防冻油脂。弗兰茨将最后八发穿甲弹放在最易取用的位置。保罗测试了电台，确认与步兵指挥部的通讯频道畅通。
八点整，炮火准备开始。我们的炮兵进行了二十分钟的急促射，炮弹落在工人新村外围，炸起黑色的冻土和白色的雪尘。但炮击效果有限——混凝土工事在这样距离的炮击下几乎免疫，而反坦克壕和雷区更是无法被普通高爆弹清除。
炮击停止后，步兵开始推进。两个连的掷弹兵呈散兵线向前移动，白色披风在雪地中提供了一定伪装，但移动时依然显眼。我们排的三辆坦克在步兵后方五百米处跟进，提供火力支援。
最初八百米平安无事。只有零星的步枪射击从新村方向传来，显然是在试探和引诱。
“太安静了，”威廉在驾驶舱里说，“他们在等我们进入最佳射程。”
果然，当先头步兵接近到新村外围约四百米时，第一道防线开火了。不是从那些标记的混凝土工事，而是从雪地中突然掀开的伪装盖板下——精心隐蔽的机枪巢。
三道交叉火力瞬间笼罩了步兵前锋。至少二十人倒在第一轮射击中，其余人被迫卧倒，在雪地中艰难爬行寻找掩护。
“目标，十一点钟方向机枪巢！”我命令。
“瞄准完成！”
“高爆弹！”
“装填完毕！”
“开火！”
埃里希的射击精准命中，那个机枪巢被炸上了天。但另外两个仍在射击。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开火暴露了位置。
从新村中央一栋四层厂房的二楼窗户，一道闪光。
“反坦克炮！”埃里希几乎同时喊道。
炮弹呼啸而来，击中了我们前方三十米处的地面。雪和冻土炸起三米高。
“距离？”我问。
“约八百米，45毫米或57毫米炮。”
“穿甲弹！”
“装填完毕！”
“瞄准窗户，开火！”
我们的炮弹飞入那个窗户，爆炸将整扇窗户连同周围墙体炸开。射击停止了，但不知道是炮被毁，还是炮组转移了。
这时，步兵连长通过电台请求：“我们需要压制右侧的机枪火力，它们钉住了我大半个连！”
我看过去。右侧有两挺机枪从一个半地下工事中射击，位置刁钻，我们的射击角度很困难。
“威廉，向右前方移动五十米，寻找射击角度。”
“明白。”
“莱茵女儿”缓缓前进，履带在雪地上留下深深的沟痕。就在我们移动时，第二门反坦克炮开火了。
这次是从左侧，一个伪装成土堆的工事。炮弹击中了我们左侧的履带护板，虽然没有击穿，但冲击力让整个坦克剧烈一震。
“左侧！十点钟方向！”
“炮塔左转！”
埃里希快速转动炮塔，但那个工事在我们移动后又消失在了地形后方——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只露出有限的射击窗口。
“他们在打移动靶，”威廉咬牙说，“每个工事只开一两炮就隐蔽，让我们无法有效还击。”
这就是防御方的优势：熟悉地形，预设阵地，以静制动。而我们，在开阔的雪地中缓慢移动，成为每个隐蔽炮手的理想目标。
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当我们的注意力被左右两门反坦克炮吸引时，正前方，新村边缘的一栋建筑后，缓缓驶出了一辆坦克。
不是t-34，也不是kv-1，而是一辆我们从未见过的型号：车身低矮，炮塔扁平，主炮口径看起来很大。
“那是什么鬼东西？”弗兰茨脱口而出。
“su-76？”埃里希猜测，“但炮管看起来更粗。”
没有时间仔细辨认。那辆坦克开火了。
炮弹的呼啸声不同寻常——更低沉，更沉重。它没有直接瞄准我们，而是击中了我们前方一百米处的一辆半履带车。那辆车瞬间被炸成两截，燃烧的残骸挡住了部分前进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