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3日下午两点十七分，莫斯科西北约六十二公里，地图上标注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小镇外缘。
我们从西北方向接近这个不起眼的小镇时，阳光短暂地穿透了云层，在积雪覆盖的建筑和街道上投下锐利而冰冷的光影。小镇不大，最多五十栋建筑，一条主街贯穿东西，一座东正教堂的洋葱形圆顶在低矮房屋中格外显眼——或者说，曾经格外显眼，因为现在它的顶部已经被炮弹削去一半，像一顶破烂的帽子歪斜地挂着。
“全员注意，”卡尔的声音通过车内通话器传来，平稳中带着不易察觉的紧绷，“根据航空照片，镇内至少有两个反坦克炮阵地，可能还有步兵反坦克小组。我们排作为连的矛头，从主街西侧突破。二号车、三号车负责侧翼掩护。”
我在驾驶座上调整了一下坐姿，让冻僵的背部稍微舒服些。仪表盘显示燃料只剩四分之一，传动系统的异响随着每次换挡变得更加刺耳。但我们不能停，就像这个疯狂进攻中无数个“不能停”一样。
“威廉，保持队形，但注意间距，”卡尔补充道，“不要给他们集火的机会。”
我点点头，虽然他知道我看不见。透过观察缝，小镇在我眼前展开：寂静，但充满那种战场特有的、不祥的寂静。破碎的窗户像空洞的眼睛盯着我们，街道上散落着杂物——一辆翻倒的手推车，几件被遗弃的家具，还有那些我不愿细看的、被雪半掩的深色污迹。
“三、二、一，进攻！”
引擎的轰鸣在下午的寒冷空气中格外响亮。三辆坦克呈楔形队形驶入主街，履带碾过冻结的泥泞和瓦砾，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的“莱茵女儿”居中，哈塞尔的坦克在左翼，沃尔特的在右翼。
最初的二百米平安无事。太安静了。
然后，从右侧一栋两层砖房的二楼窗口，反坦克炮开火了。
炮弹击中了沃尔特坦克的正面装甲，虽然没有击穿，但冲击力让整辆车剧烈震动，炮塔转动明显迟滞。
“右侧！二楼窗口！”埃里希几乎在炮火闪现的同时喊道。
“瞄准！”
“正在瞄准——开火！”
埃里希的还击精准而致命。75毫米高爆弹击穿了砖墙，在室内爆炸，将整扇窗户连同后面的炮组一起抛了出来。砖块、木屑和人体碎片在空中短暂停留，然后落在雪地上。
但我们已经暴露了。更多的火力点从街道两侧苏醒。
左侧，一个小地窖的通风口处伸出了机枪枪管；正前方，一座半毁的街垒后面出现了反坦克步枪的细长枪身；更远处，教堂钟楼的残骸里，我瞥见了望远镜的反光——观察哨。
“加速！不要减速！”卡尔命令。
我将油门推到底，坦克在狭窄的街道上加速前进。两侧的建筑像峡谷壁一样掠过，每一扇窗户、每一道门都可能隐藏着死亡。子弹打在装甲上的叮当声连成一片，像一场钢铁的冰雹。
“前方街垒！准备撞击！”
街垒由沙袋、家具和一辆被烧毁的卡车残骸堆成，高度超过一米五。没有时间绕行——两侧都是建筑，没有空间。
“抓紧！”
撞击的瞬间，整个世界都在颤抖。沙袋被撞飞，木制家具粉碎，卡车的残骸被推到一旁。我们硬生生冲了过去，但付出了代价：左侧履带卡进了一个扭曲的金属框架，车速骤降。
“履带卡住了！”我报告，同时尝试倒车解脱。
就在这时，最大的威胁出现了。
从主街尽头，大约三百米处，一辆坦克缓缓驶出。不是t-34，而是一辆kv-1重型坦克，它庞大的身躯几乎填满了街道的宽度。它的炮塔缓缓转动，76.2毫米炮管寻找着目标。
“kv-1！正前方！”埃里希的声音里有一丝我从未听过的颤抖——不是恐惧，而是面对绝对力量时的本能反应。
我们的75毫米炮在正面几乎无法击穿kv-1，尤其是在这个距离。
“烟雾弹！后撤！”卡尔命令。
“倒车！快！”我猛拉操纵杆，坦克在卡住的履带限制下艰难后退。
烟雾弹在街道上炸开，形成灰白色的屏障。kv-1开火了，炮弹击中了我们刚才所在位置后方的建筑，整面墙坍塌下来，堵住了部分退路。
“履带还卡着！需要下车清理！”
“不能下车！他们有步兵在接近！”
确实，从两侧的建筑中，苏军步兵开始出现。不是大规模冲锋，而是精准的、有组织的袭扰：有人从二楼窗口投掷手榴弹，有人从地下室出口用冲锋枪扫射，还有人试图接近到投掷反坦克磁性炸弹的距离。
我们陷入了绝境：前方是kv-1，后方是倒塌的建筑阻塞，两侧是步步紧逼的步兵，而我们的坦克履带卡死，几乎无法机动。
这时，哈塞尔的坦克做出了疯狂的举动。
他没有尝试救援我们，而是全速冲向kv-1。
“哈塞尔！你在做什么！”卡尔对着电台大喊。
没有回答。哈塞尔的四号f2在狭窄的街道上加速，炮口喷出火焰——他在开火，明知无法击穿，但仍然在开火。高爆弹打在kv-1的正面装甲上，只溅起火花和油漆碎屑。
但这个举动吸引了kv-1的注意力。它的炮塔转向哈塞尔，开火。
第一发炮弹击中了哈塞尔坦克的炮塔侧面，穿透了。火焰和浓烟从舱口喷出，但坦克还在前进，歪斜着，失控地，像一头受伤的公牛。
第二发炮弹结束了它。爆炸将炮塔整个掀开，重重砸在街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