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25日，莫斯科西北郊，图希诺区边缘防线。
僵持。这个词在过去三天里获得了全新的、具体的含义。它不是地图上静止的箭头，不是战报里中性的术语，而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深入骨髓的停滞感。我们停在这里，停在这片被反复争夺的街区，停在距离莫斯科十八公里的地方——这个数字三天来没有变化。
清晨，我站在“莱茵女儿”的炮塔上，看着东方。晨雾很低，将远处的莫斯科笼罩在灰白色的帷幕后，仿佛那座城市本身正在从我们的视野中撤退、消失。寒冷一如既往，零下二十八度，但我们已经学会不再抱怨温度——抱怨改变不了什么，只会消耗本已稀缺的能量。
“车长，”威廉从下面递给我一块硬面包，只有平时的一半大小，“今天的配给又减少了。”
我接过面包，感受它粗糙的质地和令人怀疑的重量。后勤系统的崩溃现在直接反映在我们的胃里：面包从每天600克降到400克，现在只有300克；肉肠完全消失，被某种味道可疑的罐头替代；黄油成为记忆；连咖啡代用品也开始限量。
“他们说运输车队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被伏击，”威廉平静地补充，仿佛在报告天气，“损失了十二辆卡车。游击队越来越大胆了。”
我点点头，咬了一口面包。它需要长时间咀嚼才能下咽，但这样也好——延长进食时间，制造饱腹的幻觉。
上午的例行巡逻在九点开始。不再是进攻性的推进，而是防御性的侦察：确认苏军没有在我们防线前集结，检查雷区和障碍物是否完好，记录任何敌方活动的迹象。这工作单调、重复、充满危险，但没有进展感。我们像困在轮子上的仓鼠，不停奔跑却永远在原地。
巡逻队由两辆坦克和一个步兵班组成。我的“莱茵女儿”领头，另一辆三号坦克断后——我们排只剩这两辆还能动的坦克了。另外两辆四号f2，一辆完全损毁，一辆需要大修，被拖到后方不知何时才能修复的维修点。
我们沿着冻结的街道缓慢行驶。两侧建筑大多已成废墟，但偶尔能看到一栋相对完好的房子，窗户用木板封死，烟囱没有冒烟——可能空着，也可能藏着苏军观察哨。我们必须假设每个阴影里都有敌人，每扇窗户后都有枪口。
“左侧第二栋，二楼窗户，”埃里希通过车内通话器报告，他的声音有一种刻意维持的平静，“窗帘在动。”
“标记位置，通知步兵。”
我们不再轻易开火。弹药太珍贵，每发炮弹都需要营部批准。除非确认威胁，否则我们只用机枪警告性射击，或者干脆绕开。
巡逻到第三个街区时，我们看到了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一辆德军半履带车的残骸，被烧得只剩骨架，周围散落着几具冻僵的尸体。从制服看，是三天前试图从这个方向渗透的一支侦察队。没有人来收尸——要么是苏军火力封锁，要么是连收尸的兵力都抽不出来了。
“要停下吗？”威廉问。
“继续前进，”我说，“记下坐标，报告给收殓队。”
但我们都清楚，收殓队可能永远来不了。在这僵持的战线上，生者尚且艰难，死者只能等待——等待战争结束，或者等待被春天的泥泞掩埋。
中午回到防线，维修工作开始。这不是备战性的维护，而是维持性的——让已经严重受损的装备勉强运转，推迟最终崩溃的时刻。
威廉爬进驾驶舱下方，检查三天前应急修补的主动轮齿。他出来时，脸上带着我熟悉的那种专注表情——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只是纯粹的专注。
“修补材料开始剥落，”他报告，“还能坚持一两天，然后需要重新处理，或者……更换整个主动轮。”
“有备用件吗？”
他摇头：“维修连说所有备用主动轮都配给了一线和北面主攻方向。我们这里是‘次要战线’。”
次要战线。这个词现在频繁出现，意味着我们得到的一切都是次等的、延迟的、不足的。次等的补给，次等的装备，次等的关注。但死亡对我们是一视同仁的——在次要战线死去的士兵，与在主攻方向死去的士兵，同样冰冷，同样永远沉默。
下午，一场小规模的苏军试探性进攻被击退。不是有组织的反攻，更像是骚扰：一个排的步兵在迫击炮掩护下，试图接近我们的前沿阵地。战斗持续了二十分钟，我们消耗了三百发机枪弹和两发迫击炮弹，击毙苏军约十五人，己方三人轻伤。
胜利，如果这能算胜利的话。但胜利的感觉像掺了沙子的面包——能暂时果腹，但令人不适。
战斗结束后，埃里希出现了问题。
他坐在炮手位上，没有像往常那样擦拭瞄准镜或检查炮弹，只是呆呆地盯着前方。我注意到他的手在轻微颤抖——不是寒冷导致的生理颤抖，而是更深层的东西。
“埃里希？”我轻声叫他。
他缓缓转过头，眼睛里有种空洞的神情。“车长，”他的声音很轻，“我刚才……在瞄准那个苏军指挥官时，我看到了他的脸。他很年轻，可能比我弟弟还小。他在喊什么，可能是命令，也可能是恐惧。我扣动了扳机，然后他就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