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七月中旬。巴黎外围，圣日耳曼昂莱附近。
我们的“利贝尔”在三号公路上以巡航速度缓慢行进，履带发出单调而沉重的哐当声，碾压着法国人引以为傲的、曾经车水马龙的柏油路面。道路两旁是浓密的林荫，阳光被切割成碎片，斑驳地洒在坦克深灰色的装甲上。与之前疾风骤雨般的进攻不同，我们现在执行的任务，被称为“维持秩序”。
巴黎，这座传说中的“光之城”，就在我们东边不远的地方。它已经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我们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它的心脏。而我们这些装甲兵，大部分时间却像现在这样，游弋在城市的外围，像警惕的牧羊犬，看守着这片新纳入掌控的疆域。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硝烟味早已被夏日的暖风和草木清香取代，但一种无形的紧张感，却比战斗时更加粘稠，更令人窒息。道路两旁偶尔出现的法国平民，他们或是低着头匆匆走过，或是停下手中的农活，用那种难以形容的眼神注视着我们这支小小的巡逻队——那眼神里混杂着恐惧、好奇、屈辱，以及一种深沉的、冰冷的漠然。没有欢呼，也没有明显的抵抗，只有一种死水般的沉默，这沉默比波兰战场上射来的子弹更让人不安。
“保持警惕，注意道路两侧。”我通过车内通话器下达指令，声音在狭小的战斗室内回荡。
“一切正常，车长。”无线电员保罗·霍夫曼回应道，他的声音透过耳机传来，带着一丝电流的杂音。他面前的那台fug5电台，此刻正沉默着，仿佛也沉浸在这片异样的宁静里。
威廉·鲍尔操纵着“利贝尔”，庞大的车身在他的控制下异常平稳。他不需要我过多指示，那双透过观察缝紧盯着路面的眼睛，能捕捉到任何潜在的危险，无论是路面的坑洼，还是远处树林里不自然的晃动。
我们的新任炮手，年轻的埃里希·沃尔夫，此刻正站在炮塔舱门旁，半截身子露在外面。他戴着坦克兵便帽，眼神锐利地扫视着周围。这是他的岗位，在非直接交战状态下，他需要为车组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我能感觉到他身体里那根紧绷的弦，那是新兵对未知环境的本能反应，也夹杂着一丝对这座传奇城市的、被压抑的好奇。
“看到埃菲尔铁塔的塔尖了吗，埃里希？”装填手弗兰茨·贝克尔在后面瓮声瓮气地问，他正整理着弹药架，为那门37毫米主炮和两挺mg34机枪备弹。
埃里希稍稍直起身子，向巴黎市区的方向眺望。“隐约能看到一点，在那些建筑的后面。”他回答道，声音里听不出太多情绪。
我知道，这些年轻人内心或许正涌动着复杂的波澜。他们脚下是敌国的首都外围，是无数文学作品和明信片里描绘的浪漫之都。然而，他们是以征服者的身份，乘坐着钢铁战车来到这里。这种身份的错位感，对于像我这样经历过更多、思索过更多的人而言，尤为强烈。
我们巡逻的路线是固定的，沿着几条主干道和铁路线来回穿梭。任务是防范可能出现的抵抗组织破坏，展示军事存在，确保补给线的畅通。这工作枯燥，却不容丝毫懈怠。你不知道哪扇紧闭的窗户后面，隐藏着仇恨的目光；也不知道哪片宁静的树林里，会突然射出冷枪。
“左前方，路口，有人群聚集。”埃里希突然压低声音报告。
我立刻举起望远镜。果然，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大约有二三十个法国平民围在一起，似乎在看什么告示。旁边停着几辆自行车，还有一辆德国国防军的桶车，两名宪兵正站在一旁。
“威廉，减速，靠过去。埃里希，注意警戒，但炮塔保持正向。”我下令。
“利贝尔”沉重的身躯发出低吼，缓缓驶向路口。看到我们这辆钢铁巨兽靠近，聚集的人群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一些人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目光躲闪着；另一些人则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那眼神，再次让我感到一阵不适。那是一种被剥夺了尊严后的麻木，以及在这麻木之下，可能潜藏着的任何东西。
墙上贴着一张崭新的布告，上面印着德法两种文字，以及那个此刻代表着权威的“卐”字徽记。不用看也知道，那是军事管制当局的命令，或许是关于宵禁、征用物资，或是要求上缴武器的通告。
我们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告：秩序，由我们定义。
两名宪兵看到我们，抬手敬了个礼。我透过打开的舱盖，向他们回礼。我们没有停留，“利贝尔”只是放缓速度，像一头巡视领地的野兽，从人群边缘缓缓驶过。履带碾压路面的声音，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刺耳。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投射在我们身上的目光，它们像细密的针，扎在“利贝尔”的装甲上，也仿佛能穿透钢铁，扎在我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