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抵抗从未停止，挪威的局势也远未平静，而在法国，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持久、也更加危险的抵抗形式。他们不再以整齐的军阵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化整为零，融入平民，用破坏、暗杀和骚扰来对抗我们。他们炸毁铁路，袭击落单的士兵，传播恐惧和不合作的情绪。
我们强大的装甲集群，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你可以用坦克碾压一个村庄，但你无法碾碎人们心中的仇恨。你可以占领一座城市，但你无法真正统治它的人心。我们带来的“新秩序”，是建立在刺刀和恐惧之上的，它本身就在不断催生着新的抵抗。
连部会议上，有人提议采取更严厉的报复措施，以恐怖对付恐怖。但这真的是一种“策略”吗？这难道不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让仇恨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我看着地图上那片广袤的、已被征服的法国，感觉它像一块巨大的、难以消化的硬骨头，哽在帝国的喉咙里。我们赢得了土地，却似乎正在失去赢得和平的可能。
个人与机器的错位
这种战略层面的困惑，也直接投射到我们每个个体身上。
我们被训练成高效的坦克乘员，是这台庞大战争机器上精心打磨的齿轮。在闪击战中，我们的角色是清晰的：前进、突破、摧毁。个人的技能、勇气与集体的目标高度统一。奥托的牺牲虽然惨痛，但在那个语境下，似乎还具有某种“为胜利献身”的明确意义。
而现在，在占领区，我们作为“征服者”和“占领军”的角色，与许多人心底残存的人性和道德感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威廉对宣传的反感，我对战争意义的质疑，埃里希在荣誉感与现实残酷之间的摇摆，都源于这种错位。我们驾驶着代表最高工业成就的杀戮机器，执行的却是最原始、最肮脏的镇压和威慑任务。这种角色转换带来的心理落差和道德困境，远比面对面的战斗更消耗人的意志。
“利贝尔2”是一台更完美的机器，但我们这些操纵它的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迷茫。我们赢得了战役，却似乎迷失了方向。
雨声渐歇。我站起身，走到窗前。外面依旧是一片黑暗，只有远处哨兵烟头的红点在夜色中明灭。
战争的节奏已经改变，从闪电变成了漫长的煎熬。而我们的策略，如果仅仅停留在征服与镇压，而非赢得人心（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即使我们拥有再多、再先进的“利贝尔2”，恐怕也无法赢得真正的和平，只会在这片我们自己制造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胜利，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赢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却可能因此输掉了战后，输掉了未来，甚至，输掉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人性。这辆新的“利贝尔2”，以及我们这些乘员，将继续前行，但前方的道路，在胜利的光环之下，却显得迷雾重重，危机四伏。我们不仅要面对外部的敌人，更要面对内心日益增长的疑问和这胜利本身所带来的、沉重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