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八月初。苏联，斯摩棱斯克州，“红十月”镇战斗间隙。
硝烟尚未散尽，空气中混杂着燃烧未尽的辛辣、尘土和浓重的血腥气。我们刚刚肃清了一处依托学校废墟构筑的苏军抵抗枢纽，枪声暂时停歇，只剩下伤员的呻吟和瓦砾不时坍塌的闷响。就在“罗蕾莱”身旁，一片坍塌的围墙后面，掷弹兵们押解着五名刚刚从地下室被揪出来的苏军士兵——我们的战俘。
他们衣衫褴褛，军服上沾满泥土和暗色的血渍，脸上混杂着疲惫、恐惧和一种听天由命的麻木。其中两个看起来年纪不小，脸上刻满了风霜；另外三个则非常年轻，恐怕只有十七八岁，褐色的眼睛里还残留着未经世事的惊慌，与手中那杆比他们还高的莫辛-纳甘步枪显得格格不入。他们高举着双手，在德军士兵枪口的监视下，瑟瑟发抖地站成一排。
我们车组的人，透过观察缝和打开的舱盖，沉默地看着这一幕。刚刚结束的激烈交火中，肾上腺素还在血管里奔涌，对敌人的仇恨和杀戮的本能尚未完全消退。看着这些不久前还在向我们射击的敌人，如今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在车内弥漫。
现实的考量：冰冷的逻辑
“怎么处理？”一名年轻的掷弹兵下士喘着粗气，向他的排长费舍尔中尉请示，枪口依旧指着那些俘虏。
费舍尔中尉脸上沾满烟灰，眼神锐利地扫过那些俘虏，又看了看周围疲惫不堪、减员严重的部下，最后目光落在我们坦克和周围一片狼藉的战场上。他的眉头紧锁，没有立刻回答。
这时，威廉低沉的声音透过我打开的指挥塔舱盖传来，不大，却清晰地钻入我的耳朵，带着一种在战场上被无数次验证过的、冰冷的务实：“卡尔，别犯傻。我们没有多余的人手押送他们回去，也没有多余的食物分给他们。带着他们，就是带着定时炸弹。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突然反抗，或者给后面的俄国人指路？”
他的话像一块寒冰，砸在心头。我知道他是对的。这不是训练场，也不是后方安全的战俘营。这是前线，是瞬息万变、你死我活的战场。我们自身补给紧张，兵力捉襟见肘，每一个多余的人口都是负担，每一个潜在的威胁都可能致命。怜悯敌人，在这种环境下，往往意味着对自己人的残忍。那些关于日内瓦公约的条文，在这片被炮火犁过的焦土上，显得如此苍白和遥远。
内心的波澜：无声的拷问
然而，看着那三个年轻俘虏眼中几乎与埃里希别无二致的稚嫩和恐惧，我的胃里一阵翻搅。他们是谁的儿子？谁的兄弟？也许几个月前，他们还只是集体农庄里的青年，像弗兰茨一样，有着简单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战争这台机器，无情地将他们卷到这里，变成了我们必须消灭的“敌人”。
埃里希也默默地看着，他紧抿着嘴唇，握着机枪的手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坚定。弗兰茨则低下头，假装整理弹药带，避免与那些俘虏的目光接触。保罗靠在电台旁，眼神复杂，不知道在想什么。
生存的本能和残存的道德感在内心激烈交锋。接受他们的投降，然后呢？在这片混乱中，我们能否保证他们不被愤怒的士兵私下处决？能否在苏军可能随时发起的反冲击中看管住他们？还是像某些部队传闻的那样，“就地解决”，以绝后患？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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