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疯狂的想法，但也许有效。五个人，推一辆二十五吨的坦克。
我们在坦克后方站成一排，肩膀抵着冰冷的装甲。威廉在驾驶舱控制方向。
“一、二、三——推！”
我们齐声发力，肌肉绷紧到极限。坦克纹丝不动。履带冻结在地面上，与冻土牢牢粘在一起。
“再来！”
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时，我感觉肩膀快要脱臼，肺部像烧着一样疼痛。但坦克移动了——仅仅几厘米，但确实移动了。
“有效果！继续！”
我们推了十分钟，坦克移动了大约半米。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呼出的白雾在脸前凝成冰晶。
“现在再试手摇启动。”威廉喘着气说。
这次，弗兰茨转动摇柄时，阻力似乎小了一些。他咬牙坚持，一圈，两圈，三圈……到第十圈时，威廉在驾驶舱里喊道：“有压缩了！继续！”
第十五圈。引擎内部传来一声轻微的“噗嗤”声——燃油喷入气缸的声音。
“准备启动！所有人回到车内！”
我们挣扎着爬回各自的岗位。威廉踩下油门踏板，按下启动按钮。
启动马达再次呻吟，但这次声音更有力。引擎发出几声咳嗽般的爆响，排气管喷出一团黑烟，然后——奇迹般地——持续运转起来。
低沉的轰鸣声在清晨的寒冷空气中回荡，对我们而言，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引擎运转，但怠速不稳，”威廉盯着仪表盘，“油压过低，水温表指针完全不动。”
“让它怠速运转十分钟，预热。”
这十分钟里，我们检查了其他系统。炮塔旋转：液压油太稠，转动缓慢但尚可使用。火炮俯仰：同样困难。电台：电池电量低，只能进行短距离通讯。
最令人担忧的是瞄准镜。埃里希发现瞄准镜内的防冻液出现了微小气泡——低温导致液体收缩，留下了空隙，会影响瞄准精度。
“需要校准，”埃里希说，“但我需要稳定的平台和已知距离的参照物。”
“等天亮些，用远处那棵树作为参照。”我说。
天色渐亮。当我们终于完成所有检查时，已经是上午七点四十分。启动坦克花了我们近两个小时，消耗了宝贵的酒精燃料，以及每个人大量的体力和热量。
“今天还能执行任务吗？”保罗问，他的嘴唇因为寒冷而发紫。
“必须执行。”我说，但内心怀疑。我们每个人都冻得发抖，手指不灵活，反应迟钝。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对苏军的防御工事，生存几率会大大降低。
就在这时，营部的命令通过电台传来：“因普遍存在的机械故障和严寒，今日所有进攻行动暂停。各单位进行防御性巡逻和装备维护。”
暂停。这个词在这一刻听起来像赦免。
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休息。施密特上尉补充命令：“利用停火时间，所有装甲单位必须完成防冻措施：更换冬季润滑油，检查防冻液，确保至少三分之二的车辆处于可随时启动状态。”
这意味着工作，在严寒中的艰苦工作。
我们排的三辆坦克中，只有“莱茵女儿”成功启动。另一辆四号f2的电池完全失效，需要从我们这里借用备用电池——如果我们有的话。第三辆三号坦克的情况更糟：它的变速箱油完全凝固，需要拆卸加热，这在前线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完成。
上午，威廉带领我们进行维护。我们从后勤部门领到了少量冬季润滑油——远不够三辆坦克使用。我们决定优先保证“莱茵女儿”，因为它是我们排唯一的长管火炮坦克。
更换润滑油的过程是另一种折磨。金属工具在零下十几度中像冰块一样粘手，拧开油底壳螺栓时，威廉的手指因为长时间暴露而变得苍白僵硬。当黑色的夏季润滑油流出时，它稠得几乎像沥青。
“这种东西在冬天就是毒药，”威廉说，他的声音因为寒冷而发颤，“它会堵塞油路，磨损轴承，最后让整台发动机报废。”
我们灌入冬季润滑油——颜色更浅，质地更稀薄。然后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浓度不足，有冻结风险，但我们没有更多的防冻剂可以添加。
“如果发动机过热怎么办？”弗兰茨问。
“那就祈祷吧，”威廉面无表情地说，“祈祷我们在发动机冻结之前先找到暖和的地方。”
中午，我们得到了一顿热食——如果“热”这个词还适用的话。汤在从炊事点送到我们位置的过程中已经半凉，表面的油脂凝结成白色斑点。但至少它是液体，能暂时温暖内脏。
吃饭时，我们围在坦克引擎舱盖旁，利用排气管的余温。埃里希盯着东方——莫斯科的方向。
“你们说，”他轻声问，“苏联人的坦克也会这样吗？在早上启动不了？”
“他们的坦克设计考虑了俄罗斯的冬天，”威廉回答，“t-34有更大的间隙，更适合低温。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有更好的后勤。”
“所以不公平。”弗兰茨嘟囔。
“战争什么时候公平过？”威廉反问。
下午，我们进行了瞄准镜校准。埃里希选择了八百米外一棵孤立的桦树作为参照，用火炮进行试射——昂贵的校准方式，但唯一可靠的方法。三发炮弹后，他满意地点头：“现在可以了。误差在半米内。”
代价：消耗三发高爆弹，我们的弹药储备又减少了。
傍晚，气温开始再次下降。天气预报说今夜可能降至零下二十度。我们收到了第二批冬装——每人一件薄棉袄，质量粗糙，但总比没有强。没有手套，没有毛皮靴，没有适合坦克乘员的连体防寒服。
“这是给步兵的，”威廉检查着他的棉袄，“在坦克里没用。一出汗就会结冰，反而更糟。”
但我们还是穿上了。薄薄的棉花提供的心理安慰大于实际保暖效果。
夜幕降临前，我检查了全排状况：一辆坦克完全无法使用，一辆勉强可用，只有“莱茵女儿”处于战备状态。人员方面，三人出现轻度冻伤——包括威廉的右手食指和我的左耳。医疗兵给了我们一点药膏，但警告说如果继续暴露，情况会恶化。
那天夜里，我在冰冷的笔记本上写道：
“1941年11月7日，239高地。今天没有与敌人交火，但我们输掉了一场与自然的战斗。启动坦克花了两个小时，消耗了宝贵资源，几乎耗尽我们的体力。寒冷不再是环境，而是主动的敌人，它让机械失效，让身体僵硬，让意志消磨。我们穿着不合适的冬装，守着半瘫痪的装备，面对一个已经做好冬季战争准备的敌人。莫斯科的灯光在寒夜中仿佛更远了，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因为我们越来越难以向它移动。今天唯一的教训是：在俄罗斯的冬天，生存本身就成了战斗。而我们才刚刚进入十一月。”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抬头看向车外。威廉正在用冻伤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点燃最后一支烟。火光短暂照亮他的脸，那张脸上没有抱怨，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沉的、听天由命的平静。
我们互相对视一眼，没有言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夜中，在莫斯科外围的冻土上，在拒绝苏醒的钢铁怪兽体内，有些东西不需要语言。
我们活着。今天，这已经足够了。
至于明天——明天会有新的寒冷，新的故障，新的战斗。但那是明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