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9日，深夜十一点二十三分，“白桦林”防御阵地后方三公里处的临时维修点。
煤油灯在寒风中摇曳不定，投下我们五人在“莱茵女儿”破损装甲上扭曲变形的影子。我正用冻僵的手指试图清理保罗留在车内的血迹——在零下二十四度的低温中，血液已经冻结成深褐色的冰晶，附着在无线电操作台和车壁上。每一处血迹都让我想起三小时前他中弹时的闷哼，以及被抬走时苍白的脸。
“车长，”弗兰茨从炮塔后方探出头来，手里举着两发孤零零的兵？在莫斯科？现在？”
我点点头。今天是11月兵。但今年，在德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他们竟然照常举行了。
广播信号时断时续，但足够传递关键信息：军乐队演奏《斯拉夫女人的告别》，坦克方队驶过红场的轰鸣，斯大林那句后来被历史记载的着名演说——“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
“他们在我们鼻子底下阅兵，”弗兰茨喃喃道，“而且还在广播。是为了让我们听到。”
的确。这广播的强度、清晰度，都说明它不只是对莫斯科市民播放的。这是心理战，赤裸裸的、精心策划的心理战。他们在告诉我们：你们已经如此接近莫斯科，却永远无法真正触及它；你们的进攻已经停滞，而我们的抵抗才刚刚开始。
广播声持续了约二十分钟。期间，维修点里所有能听到的德军士兵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有人愤怒地咒骂，有人麻木地听着，有人——像我一样——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与气温无关的寒意。
“至少他们的坦克也得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启动。”埃里希试图开个玩笑，但声音干涩。
“他们在自己的城市里，有暖库，有完整的后勤，”威廉这时从外面进来，拍打着身上的雪，“我们呢？我们在野地里，坦克发动机需要烧酒精才能启动。”
广播结束时，夜空重归寂静。但这寂静比之前更加沉重，因为它现在充满了象征意义：一边是莫斯科红场上的灯火通明、士气高昂；另一边是我们这里摇曳的煤油灯、破损的装备和日渐枯竭的物资。
凌晨零点十五分，营部的通讯兵骑摩托车赶到维修点。他带来的消息让本就压抑的气氛彻底凝固。
“补给车队在彼得罗夫斯卡亚村附近遇袭，”年轻的通讯兵气喘吁吁，白雾从他口中喷涌而出，“五辆卡车，两辆油罐车，全部损失。护卫部队伤亡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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