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1日，清晨，莫斯科以西约七十公里，临时防御阵地。
雪又下了起来。不是昨天那种细密的小雪，而是大片大片的雪花，从铅灰色的天空缓缓飘落，仿佛天空本身正在瓦解成无数白色碎片。它们覆盖了昨夜战斗的痕迹：履带印、弹坑、血迹，还有那些未来得及收殓的尸体。雪有一种残酷的中立性，它不区分胜利者和失败者，不区分侵略者和保卫者，只是平等地掩埋一切。
我坐在“莱茵女儿”的炮塔上，看着雪落。双手放在膝上，没有戴手套——手套在昨天的战斗中丢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帮助拖拽伤员时摘下来包扎伤口，然后就忘了。手指已经冻得发紫，几乎失去知觉，但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疼。疼痛需要感受的能力，而我现在好像失去了这种能力。
昨天的那场战斗，或者更准确地说，那场失败的突袭，在我脑中反复重演。不是连贯的记忆，而是碎片：哈塞尔打出红色信号弹时苍白的脸；那辆三号坦克起火时乘员爬出舱口的慢动作；t-34炮口对准我们的瞬间；还有撤退时，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雪地上躺着的一个人影，他还在动，但我们已经不能回头。
指挥的责任。这个词在军官学校时听起来那么抽象，那么光荣。现在它具体为四张再也见不到的面孔，两辆燃烧的钢铁残骸，以及一份轻飘飘的、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的情报。
“车长。”威廉的声音从下面传来。
我没有回应。他爬上炮塔，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个金属杯子。里面是某种液体，冒着微弱的热气。
“咖啡，”他说，“最后一点。炊事班从被打坏的卡车里抢救出来的。”
我接过杯子，双手环抱，感受那点微弱的热量。咖啡已经半凉，味道像烧焦的木头和泥土，但至少是热的。
我们沉默地坐着，看着雪落。远处，偶尔有炮声传来，沉闷而遥远，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你睡不着。”威廉最终说。这不是问题。
“你也一样。”
他点点头，点燃一支烟——也是最后的几支之一。“我在想奥托。”
奥托·舒尔茨，我们的第一任炮手，1939年在波兰牺牲。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像是另一个人的回忆。那时的战争还有形状，有开始和可能的结束。我们穿着干净的制服，坦克是新刷的漆，每个人都相信元首，相信德国不可战胜。
“奥托才十九岁，”威廉吐出一口烟，烟在寒风中迅速消散，“有时我在想，如果他活到现在，看到这一切，他会怎么想。”
“也许他会像埃里希一样，”我说，“年轻，有天赋，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也许他会像我们一样，”威廉看着远方，“只是努力活到明天。”
埃里希这时也从坦克里爬了出来。他的眼睛下有深深的黑影，年轻的面容在短短几周内成熟了十年。他默默坐在我另一侧，接过威廉递来的烟——他平时不抽烟的。
“我梦到了昨天那个坦克车长，”埃里希突然说，声音很轻，几乎被雪落的声音淹没，“他在我梦里问：‘为什么？’”
“为什么什么？”威廉问。
“为什么我们要在离莫斯科这么近的地方互相残杀？为什么他的孩子再也见不到父亲？为什么我们回不了家？”埃里希深吸一口烟，然后剧烈咳嗽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都沉默了。雪继续下着，落在我们的肩头，头发上，很快积了薄薄一层。
弗兰茨也从坦克里出来，手里拿着两片硬面包。他分给我们，然后也坐下来。我们四个人，坐在破损的坦克上，在莫斯科郊外的雪中，分享着最后的咖啡和面包，像一群迷失在荒野中的孩子。
“我哥哥在非洲军团，”弗兰茨突然说，他很少谈论家人，“上次收到信是三个月前。他说那里很热，太阳毒得像火炉，沙子钻进一切东西里。”他顿了顿，“有时我在零下二十度的这里，会嫉妒他。”
荒诞的对比。在俄罗斯冻死，或在北非热死，战争的两种极端死法。
“至少他能看到星星，”埃里希说，“这里的天空永远是灰的，云层低得好像要压下来。”
“你在想念星空？”威廉问，语气中有一丝罕见的温柔。
埃里希点点头：“在家里，在慕尼黑郊外，冬天的星空很清晰。我和我弟弟会躺在雪地里，寻找星座。他说他将来要当天文学家。”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现在他在家里，而我在莫斯科郊外，也许永远回不去告诉他，俄罗斯的冬天没有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