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令人绝望：“最近的工兵分队在五公里外，被炮火阻隔，无法及时到达。”
我们被困住了。前方是沼泽，周围是障碍，后方是追击的步兵，头顶是时不时的迫击炮弹。
这时，威廉再次开口，声音异常平静：“有一个方法。”
我们都看向他。
“还记得在法国时，我们遇到过类似的地形吗？”他说，“当时我们用了‘铺路’法。”
我想起来了。1940年在法国，我们的坦克曾陷入泥泞，当时威廉指挥步兵收集树枝、木板，甚至拆卸附近的篱笆，铺在履带前方，形成临时通道。
“但这里没有材料，”弗兰茨说，“只有雪和冰。”
“有，”威廉指着那些苏军设置的木桩障碍，“用那些。”
这很冒险。拆卸障碍物需要暴露在敌人火力下，而且苏军很可能在障碍物附近布置了更多陷阱。
但没有选择。
“埃里希，提供火力掩护。弗兰茨，跟我下车。车长，你指挥全局。”
计划简单而危险：威廉和弗兰茨下车，用工具和绳索拖拽、拆卸木桩，铺在沼泽边缘，形成一条临时通道。埃里希用机枪压制可能出现的敌人。我负责观察和指挥。
他们爬出坦克时，苏军步兵立即开火。子弹打在装甲上，有一发擦着威廉的头盔飞过。但他没有停顿，和弗兰茨冲向最近的木桩。
工作进展缓慢。木桩埋得很深，冻土坚硬如铁。他们需要用撬棍反复撬动，才能松动一根。每根木桩都需要两人合力才能拖拽。
同时，苏军的压力在增加。更多的步兵从东面出现，这次还带来了轻型迫击炮。炮弹开始更精准地落在我们周围。
“加快速度！”我在车内喊道。
威廉没有回应，只是加快了动作。我看到他的手套已经磨破，手指暴露在严寒中，很快变成不健康的青紫色。但他没有停下。
十分钟后，他们铺出了大约五米的通道——还差至少十米才能让坦克通过沼泽最危险的部分。
这时，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从北面树林中，一辆坦克出现了。
不是t-34，而是更老的型号，可能是bt-7或t-28，但它的45毫米炮在近距离依然致命。而且它选择了完美的时机——我们的坦克部分陷入沼泽边缘，难以机动；威廉和弗兰茨暴露在外；埃里希的注意力被步兵吸引。
“坦克！十点钟方向！”我大吼。
埃里希迅速转动炮塔——还能转动，感谢上帝——但炮管因为之前的损伤，俯仰机构反应迟缓。
“穿甲弹！”埃里希喊道。
弗兰茨扔下手中的木桩，冲向坦克。但太慢了，苏军坦克已经在瞄准。
就在这一刻，威廉做了件疯狂的事。
他没有寻找掩护，而是跑向苏军坦克和我们之间的一片空地。他从地上抓起什么——一根木桩？不，是一面白色的东西，在风中展开。
是一面缴获的苏联旗帜，不知何时落在地上。
威廉挥舞着旗帜，疯狂地挥舞，吸引苏军坦克的注意力。
这违背所有战术逻辑，违背生存本能。但有效。
苏军坦克的炮塔转动，瞄准了威廉。
时间仿佛凝固。我看到威廉站在雪地中，举着那面可笑的旗帜，面对着钢铁巨兽的炮口。他的身影在坦克的对比下渺小而脆弱，但站得笔直。
“埃里希！现在！”我咆哮。
炮塔终于调整到位。
“瞄准完成！”
“开火！”
我们的穿甲弹飞出炮管。在三百米距离上，即使受损的火炮依然精准。
炮弹击中了苏军坦克的炮塔侧面，引发内部爆炸。火焰从舱口喷出，炮塔歪斜着停住了。
威廉扔掉旗帜，跑回弗兰茨身边。他们继续工作，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又过了八分钟——感觉像八小时——通道终于铺好。
“全体上车！”
威廉和弗兰茨爬回坦克时，几乎冻僵，浑身泥泞。威廉的手指严重冻伤，但他握住操纵杆时，手依然稳定。
坦克缓缓驶上临时通道。木桩在重量下吱嘎作响，有些陷入泥中，但整体支撑住了。我们像走钢丝一样，缓慢而谨慎地通过沼泽。
当我们终于踏上对面相对坚实的地面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四十三分。
从河床上岸，到突破这片陷阱区，我们花了两个半小时。计划中的快速突破变成了消耗战，每一分钟都用鲜血、汗水和钢铁换取。
清点损失：左侧履带再次受损，但还能使用；传动系统异响严重，需要尽快维修；威廉和弗兰茨轻度冻伤；弹药消耗过半。
但我们也突破了。苏军的防线在我们身后，莫斯科又近了几公里——微不足道的几公里，但毕竟是前进。
“记录坐标，”卡尔对埃里希说，“标注所有陷阱类型和位置。后续部队需要这些信息。”
这是战争中的传递：用我们的痛苦，为后来者提供经验；用我们的时间，为整体推进换取空间。
威廉启动坦克，继续向东。他的手指握在操纵杆上，青紫、僵硬、满是冻疮，但依然有力。
“下次，”他平静地说，眼睛盯着前方，“我会更小心。”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只有陈述事实。这就是威廉·鲍尔，鲁尔河驳船船员的儿子，在俄罗斯的冬天里，用冻伤的手驾驶着受损的坦克，继续前行。
因为我们还活着。因为任务还没完成。因为莫斯科还在前方，而战争，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