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作战，他们曾告诉我们，是机动与速度的较量，是辽阔舞台上的华丽侧翼包抄。隆美尔将军的闪电突袭被描绘成教科书般的杰作。没人提及，或者说，刻意淡化了这华丽舞蹈背后那条纤细、脆弱、时刻濒临断裂的脐带——补给线。而我们现在，正紧紧咬在这条脐带的末梢，感受着它日益微弱的搏动。
短缺并非突然降临，而是一种缓慢的、令人窒息的收紧。最初是新鲜食物。土豆、卷心菜、甚至那硬得像木头一样的黑面包，都迅速从配给清单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铁皮罐头，上面印着模糊不清的意大利文或德文，内容物是油腻的肉酱、豆子，或者某种可疑的炖菜。味道单调，吃多了让人反胃，但至少能提供热量。然后，连这些罐头的供应也变得不稳定。
水，永远是沙漠中最珍贵的资源，也是最受严格管控的。每人每天的配给量刚刚够维持最低生存需求，嘴唇干裂、口腔起泡成为常态。我们学会了一口水分几次咽下，在嘴里含一会儿再慢慢滋润喉咙。洗脸、擦拭身体是奢侈的幻想，沙土和汗渍在身上板结。饮用水桶由连部军需官亲自看管，每次分发都伴随着他阴沉的目光和精确到毫升的计量。
但真正让我们——让“莱茵女儿”和我们这些依附于它生存的人——感到切肤之痛的，是燃料和弹药的短缺。
燃料是坦克的血液。没有它，这三十多吨的钢铁就是一堆昂贵的废铁。东线时，我们抱怨过油料不足，但通常还能保证基本的战术机动。在这里，在动辄需要长途奔袭数十甚至上百公里的沙漠，“基本”远远不够。油料配给开始削减。从满载，到四分之三，到一半。每一次领取，军需官的脸色都比上一次更难看，表格上的数字也更吝啬。
“只有这么多，”他摊开手，指着油罐车里那明显低于标准刻度的液面，“的黎波里港的运输船队又被袭击了。海上损失，路上被游击队骚扰，能送到前线的就这些。优先保障侦察和突击部队。”
我们属于“机动防御部队”，优先级不高不低。于是，“莱茵女儿”的油箱很少再看见满的时候。威廉开始以一种近乎病态的精准计算油耗。每次出动前，他都要根据任务距离、地形（沙地还是硬戈壁）、预期机动强度，反复估算所需油量，然后试图从配给中再多抠出几升。停车时，发动机立刻关闭，绝不怠速。行驶中，他追求最经济的转速，哪怕这意味着爬坡时更加吃力，更易陷车。坦克的轰鸣声里，多了一种犹豫和算计的调子，不再是往日那种充沛力量的咆哮。
“它饿了，”有一次，在加完又一次克扣后的油料后，威廉抚摸着坦克温热的外壳，低声对我说，“我能感觉到。它跑起来没劲，像人吃不饱饭一样。”
弹药短缺是另一种焦虑。高爆弹、穿甲弹、机枪子弹……每一种都有严格的携带基数和补充标准。但现在，补充总是迟到，数量总是不足。实弹训练早已取消，每次巡逻或小规模接触后，都要仔细清点消耗，上报，然后等待不知何时才能兑现的补充。车内的弹药架不再满满当当，空位刺眼。约阿希姆摆放炮弹时更加小心翼翼，仿佛它们是易碎的瓷器，每少一发，我们的“牙齿”就钝一分。
“车长，”埃里希不止一次从炮手位置回过头，年轻的眼睛里藏着不安，“穿甲弹只剩五发了。如果遇到英国人的巡逻队……”
“节省使用，”我只能重复这苍白无力的命令，“优先确认目标，没有把握不要开火。” 这等于束缚了炮手最主要的手脚。在东线，面对潮水般的t-34，火力持续性至关重要。在这里，每一次开火都变成需要权衡的奢侈。
食物的极度稀缺最终击穿了维持表面秩序的薄纱。配给的口粮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罐头供应时断时续，饼干硬得能崩掉牙，配给的黄油或果酱薄得像层影子。饥饿感，那种缓慢侵蚀意志、让胃部持续痉挛的空虚感，开始与干渴并肩，成为我们日常最忠实的伴侣。士兵们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制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争吵因一点食物残渣而爆发的情况开始增多。
我们车组稍微好些，靠着之前偶尔节省下的一点存货和相对紧密的关系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分享。但气氛也明显变得紧张。分一块饼干时，每个人的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它移动。喝一口水，能感到背后其他人口腔里下意识的吞咽动作。
真正的危机在一次长途侦察任务后爆发。我们奉命深入一片疑似英军机动部队活动的区域。任务要求隐蔽、快速，往返距离远超平时。出发前，威廉对着配给的油料脸色铁青。
“这点油，只够最理想情况下的往返。稍微绕点路，或者遇到情况需要机动，我们就可能回不来。”
但命令就是命令。我们出发了。任务过程还算顺利，没有遭遇大股敌军，只远远观察到一些车队扬尘。但沙地比预想的更软，风向也变了，回程时变成了侧顶风，油耗大增。距离营地还有大约十五公里时，油表指针已经危险地贴近红色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