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看着远处假设的目标，又看看手里写着“反坦克炮优先”的纸条，年轻的脸上充满了困惑和快要崩溃的急躁。“我该打哪个？车长！哪个？！”
扮演伤员的约阿希姆躺在滚烫的沙地上（按规定他不能动），脸色苍白（虽然部分是晒的），沉默地看着我们争吵，眼神复杂。保罗徒劳地摆弄着那台被故意弄出故障的练习电台，发出压抑的、挫败的喘息。
极限之下，平日训练和战斗磨合出的默契在变形，在承受压力。我们像几根被绷到极致的弦，发出刺耳的不谐之音。
最终，是威廉先冷静下来。他狠狠灌了一口所剩无几的、温热发苦的水，抹了把嘴，声音沙哑但清晰：“卡尔，我的地图标记这片区域是流沙高风险区，这是出发前工兵简报提过的。你的‘捷径’很可能就穿过这里。我建议，按我的路线，我们加速，也许能在最后一段抢回时间。”
我看着他那双布满血丝但依然坚定的眼睛，又看了看埃里希快要哭出来的表情，以及“躺”在地上的约阿希姆。混乱的思绪中，一丝属于车长的理性艰难地浮起。信任你的驾驶员，尤其是在地形判断上。保护你的炮手，不让他陷入无法决策的恐慌。
“采纳威廉路线。”我做出了决定，喉咙痛得像刀割，“埃里希，忽略纸条，我是车长，现在我命令：优先威胁最大的目标——那些快速逼近的轻型坦克，用高爆弹迟滞它们。保罗，继续尝试修复通讯，同时用手势信号尝试联系邻近训练单位，告知我们的决策和预计延误。”
决定做出后，内部的紧张感奇迹般地稍减。我们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继续执行被修改后的任务。虽然没有完美达成所有训练指标，但我们没有抛下“伤员”，没有因错误决策导致“全军覆没”，在最后关头，用尚存的意志力和残存的协作，勉强形成了一个整体。
三天后，训练结束。我们如同被榨干水分的尸体，踉跄着回到营地。每个人都瘦了一圈，眼窝深陷，皮肤上是晒伤、汗碱和沙土的混合污迹，嘴唇干裂出血口子。没有人说话，连咒骂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有些东西，在濒临断裂后又重新连接，只是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彼此——以及自己——在绝对压力下的样子：威廉近乎偏执的地形直觉和关键时刻的沉稳；埃里希的脆弱与挣扎，以及他努力执行命令的服从；约阿希姆在扮演伤员的沉默中流露出的信任与等待；保罗在故障设备前的无奈与坚持；还有我自己，在混乱和压力中寻找决策支点的焦虑与决断。
更重要的是，我们体验了这沙漠所能施加的、超越枪炮的折磨。它用静默的酷热蒸煮你的意志，用无尽的颠簸和匮乏榨取你的体力，用复杂矛盾和孤立无援拷打你的理智。
当夜晚降临，寒冷再次袭来时，我们挤在“莱茵女儿”旁，分享着恢复供应的、但依然不足的饮水和食物。身体在不受控制地颤抖，既是寒冷，也是过度消耗后的神经性颤抖。
威廉看着夜空，忽然没头没尾地说：“现在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我问，声音嘶哑。
“知道隆美尔那些长途奔袭的家伙，回来时为什么是那种眼神了。”他顿了顿，“也知道为什么有些家伙，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那不是被敌人杀死的。是在这熔炉与冰窖的交替中，在孤立与匮乏的煎熬里，身体或灵魂的某一根弦，悄无声息地断了。
心理准备？不，这种训练摧毁了一些天真，灌输了一种更深沉的、近乎绝望的认知：在这片沙漠中战斗，你不仅要面对敌人，更要时刻与自己生理和心理的崩溃点作战。活下去，本身就需要动用全部的生命力，以及那么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对身边这几个同样在挣扎的同伴的依赖。
训练结束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心理准备”永远没有完成时。每一次日出，每一次发动机启动，都是新一轮淬火的开始。而我们，这些来自东线的钢铁与血肉，正在被这片金色沙海，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缓慢地重新锻造。成器，或成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