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不惜一切代价前进！”
隆美尔的命令，或者说是他那灌注在每一道指令中的、不容置疑的意志，像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整个非洲军团。地图上那些代表着辉煌迂回和侧翼包抄的粗大箭头，在参谋们的沙盘上看起来气势如虹，仿佛下一刻就能切断托布鲁克的生命线，或是将英军第八集团军逼入绝境。然而，在地面上，在这些箭头最纤细、最颤动的尖端——也就是我们这些装甲连队——这条“不惜一切代价”的进军之路，是由不断枯竭的油量表、日渐轻飘的弹药架，和辘辘饥肠的鸣响铺就的。
我们离开了刚发生过短暂而激烈伏击战的“波纹海”，继续向东，深入一片更加荒芜、沙丘更加巨大的区域。天空是永恒不变的、褪了色的蓝，太阳则是永不熄灭的白色火球。每一次引擎的启动，都伴随着威廉对油料所剩无几的低声咒骂；每一次炮塔的转动，埃里希都会下意识地瞥一眼所剩无几的穿甲弹和高爆弹；而每一次短暂的休憩，分到手里的那点硬饼干和温吞水，只够让饥饿和干渴稍微后退一步，旋即以更凶猛的方式反扑。
推进本身就像一场与消耗赛跑的绝望游戏。为了达成命令中要求的“迅猛”和“出其不意”，我们时常需要离开相对坚实、但也更易被预测的沿海公路，切入内陆的软沙地和戈壁。这固然增加了隐蔽性，却也成倍放大了燃料和机械的损耗。
“莱茵女儿”的油箱，那个曾经被威廉维护得锃亮、几乎总是满溢的钢铁容器，现在多数时候只装着可怜巴巴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油量表指针悬在红色区域边缘的样子，比任何敌军的炮口更让我们心惊胆战。威廉驾驶的风格彻底变了。他不再是那个追求平稳和效率的驾驶员，而变成了一个锱铢必较的吝啬鬼。下坡时，他早早摘挡，让坦克凭借重力滑行；遇到需要绕行的软沙区，他会花上好几分钟观察，寻找那一条可能只节省几升燃油的、更坚硬的路径；停车时，哪怕只等五分钟，他也坚决熄灭引擎。
“听着，老姑娘，”我时常听到他对着仪表盘低语，仿佛在与坦克本身谈判，“再撑二十公里，就到下一个补给点……他们保证过的……只要二十公里……”
但“保证过的”补给点，往往只是一个地图上虚无的坐标。有时，我们抵达时，只看到几辆被遗弃的、轮胎瘪掉的卡车，和地面上被风沙半掩的、杂乱的履带印——那是补给车队来过，又因为遭遇袭击或迷失方向而匆匆离去的痕迹。有时，会有一点点东西留下：几箱弹药（往往型号不全），几罐燃料（掺杂着沙土），或者一些同样濒临变质的食物。每一次等待补给，都是一次赌博，赌运输队能穿过英军空中侦察和远程沙漠部队的袭扰，赌他们自己带的燃油足够抵达这里，也赌我们自己的油料能支撑到他们出现，或者支撑到撤退到下一个可能有补给的地方。
弹药的情况同样糟糕。进攻“疣猪”据点和遭遇十字军伏击消耗了我们不少储备。补充来的炮弹数量总是不足，种类也不对。我们急需穿甲弹，但来的往往是更多的高爆弹。机枪子弹的补给相对规律一些，但也远达不到充足的标准。埃里希现在对每一发炮弹都珍若性命，没有八成以上的把握绝不开火。炮塔里那种随时可以猛烈射击的饱满安全感，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精打细算的窘迫。
最侵蚀士气的，是食物和水的短缺。配给一减再减。每日的饮水限额已经降到仅仅维持不脱水休克的临界点。嘴唇开裂，口腔溃疡，舌头肿得发木。食物的质量更是惨不忍睹。发霉的饼干，带着铁锈味的肉罐头（如果幸运能分到的话），偶尔有一点干酪，也硬得像石头，咸得发苦。饥饿不再是阵发性的感觉，而是一种持续的、低沉的背景音，伴随着虚弱、头晕和注意力的涣散。每个人的颧骨都凸了出来，眼窝深陷，军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
在一次漫长的、毫无结果的追击任务后，我们瘫坐在坦克阴影里，分食着最后半块爬着可疑霉斑的饼干。夕阳把沙丘染成血色，但谁都无心欣赏。约阿希姆默默地把分到的最小一块塞进嘴里，用力咀嚼了很久。埃里希看着手里那点碎屑，突然低声说：“我有点想念东线的黑面包了……至少那是实的。”
威廉冷笑一声，声音沙哑：“东线的黑面包能砸死狗。但至少，在战壕里，有时候还能吃到点热乎的。在这里……”他环顾四周，除了黄沙还是黄沙，“连他妈的火都不敢生大，怕招来飞机。”
我没有说话，胸中那股郁结的、混杂着疲惫、愤怒和无力感的情绪，像滚烫的沙子一样堵在喉咙口。又是补给。从波兰战役后补充不及时的零件，到挪威冰天雪地里送不上来的防寒服和热食，到莫斯科城下那断了线的油料和弹药，再到如今这沙漠里永远在路上的运输队……战争打了快三年，我们从一个战场换到另一个战场，从零下四十度到零上四十度，敌人从波兰骑兵换成了英国坦克，可唯独这该死的、梦魇一样的补给问题，像跗骨之蛆，从未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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