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的阵亡通知书和他那沾满沙土的耳机一起，被连长用一种近乎麻木的官方式语调宣读。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份简短得令人心寒的补充说明：鉴于非洲军团目前人员补充，特别是技术兵种补充的“极端困难”，我连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无法获得新的、受过训练的无线电员。各车组需“内部协调”，“克服困难”，确保基本通讯职能的履行。
“内部协调”。“克服困难”。这些轻飘飘的词语落在我们头上，却重如千钧。它意味着，“莱茵女儿”失去了她专职的耳朵和喉咙。那个总是戴着耳机、眉头微蹙、在静电噪音的海洋里为我们打捞关键信息的年轻人，再也不会回到他的位置上了。留下的，是一个冰冷的、布满按钮和旋钮的金属盒子，以及我们车组内部一道突兀而危险的技能缺口。
最初的几天，混乱和一种近乎绝望的低气压笼罩着我们。指挥车下达的命令，需要我们轮流有人去监听那台该死的电台。但驾驶坦克、观测敌情、操作主炮、装填弹药、保持机械运转……每个人原本的职责都已饱和，甚至超载。现在还要分神去对付那台精密又娇气、在沙尘中脾气暴躁的设备。
埃里希尝试过。在一次巡逻途中，他不得不一边观察潜望镜，一边戴着那副对他而言略显宽大的耳机。结果，他错过了一条重要的侧翼预警信息，差点让我们被一股突然出现的英军侦察队咬住。虽然威廉凭借出色的驾驶勉强脱身，但埃里希事后脸色惨白，手指因为紧张和愧疚而微微发抖，整整一个小时没说一句话。
约阿希姆也试过。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和更侧重于体力与机械的思维方式，与需要快速反应和理解编码信息的通讯工作格格不入。他往往要反复询问才能明白指令，耽误了时间。
我作为车长，理论上应该兼顾，但我需要指挥全局，观察战场，做出决策。戴着耳机让我与车组内部的通话变得含混，也严重分散了我对战场态势的感知。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采用最笨拙的办法：轮流值守。行驶相对平稳或停驻时，由不直接操作武器的人（大多数时候是我或约阿希姆）短暂戴上耳机，监听频道，记录或复述关键信息。但这意味着通讯是断断续续的，重要信息可能在我们都没戴耳机的间隙溜走，战时更是几乎无法保障有效联络。
挫败感和无声的焦虑在狭小的车舱内弥漫。失去保罗的悲痛尚未散去，现实的困境又像铁箍一样收紧。每个人都显得更加疲惫，更加沉默，眉头锁得更深。操作中的小失误开始增多，彼此的交流也变得简短而生硬，仿佛多说一个字都会消耗宝贵的精力。一种看不到尽头的、被慢慢耗干的感觉，攫住了每个人。
打破这令人窒息僵局的，是威廉。
那是在一次夜间隐蔽行军中。我们需要在一片开阔的戈壁滩上保持静默，仅依靠星光和极其微弱的防空灯辨识前车。按照规定，这种时候也应保持无线电监听，以防有紧急指令。但那天大家实在太累了，轮值耳机的约阿希姆在颠簸和疲惫中，不知不觉靠着冰冷的舱壁打起了盹，耳机滑落了一半。
没有人指责他。我们都理解那种深入骨髓的疲惫。
这时，威廉的声音在车内通话器里响了起来，不高，却异常平稳，穿透了引擎低沉的轰鸣和履带碾过碎石的噪音。
“卡尔，现在频道里安静吗？”他问，语气就像平时询问油压或者水温。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滑落的耳机，答道：“应该没什么紧急情况。约阿希姆太累了。”
“嗯。”威廉应了一声，沉默了几秒，然后接着说，声音里听不出什么特别的情绪，“还记得在挪威，艾玛2的老电台吗？比这个破玩意还难伺候，动不动就罢工。那时候，奥托还在，他也不是专门的无线电员，但总能把那台老爷机拍打出点声音来。”
他突然提起奥托和更早的岁月，让我有些意外，心头也随之一紧。
“记得。”我简短地回答，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还有在莫斯科城外，冻得手指头都不听使唤，呼出的气在耳机里结冰。那时候，别说专职的无线电员，连能开动的坦克都不多了。”威廉继续说着，手握方向盘，目光直视前方黑暗中那点微弱的尾灯，“可咱们还是得听命令，得知道往哪儿开，得知道炮弹往哪儿打。没有专门的人，就轮流听，互相提醒。保罗那会儿，不也是慢慢学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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