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的诘问如同冰冷的秋水，泼洒在宴席之间。他不再纠缠于空洞的“王道”与“秩序”，而是直指张明远这套体系最脆弱的根基——它究竟能撑多久？
“府主高论，彧已领教。”荀彧的声音平静无波，却字字千钧，“然，治国非是空谈。彧一路行来，见贵处军民所用铁器，似与常铁不同，想必是那‘焦炭’之功？不知此物，所耗石炭几何？匠作几何？可能供养万军民用度？此其一。”
他微微前倾身体，目光如炬，仿佛要穿透张明远坚定的外表，看到其内在的窘迫：“其二，府主麾下，胡汉混杂，其心果真如一？鲜卑、匈奴，狼子野心，向来畏威而不怀德。今日府主强盛，彼等自然依附。他日若逢困境，或利诱，或威逼，彼等刀锋转向之时，府主又当如何自处？”
“其三，亦是彧最不解之处。”荀彧的声音带着一丝真正的困惑，“府主兴学堂，启民智，其志可嘉。然，民智既开，则欲望滋生，见识增长，便不再甘于现状，不再安于简单的‘有田种，有饭吃’。届时，府主以何满足日益增长之民需？以何维系日益复杂之人心？若无庞大赋税、无层层官吏、无森严等级，仅凭‘大同’二字，可能约束百万之众？可能调度天下资源？”
这三个问题，一个关乎物质基础，一个关乎内部团结，一个关乎组织成本。它们如同三根钢针，精准地刺向了大同府这个新生政权几乎所有可能的死穴。这不是道德批判，而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冷酷到极点的推演。荀彧在问：你的理想，如何应对资源的匮乏、人性的复杂和管理的极限？
厅内一片寂静，连陈琛都屏住了呼吸。这些问题，他们私下并非没有讨论过，但被荀彧如此清晰、如此尖锐地当众提出，依然感到一阵心悸。
张明远沉默了片刻。他没有愤怒，也没有立即反驳，反而缓缓坐直了身体，脸上露出一丝凝重。他尊重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们来自于真正的思考。
“荀令君这三个问题，问得好。”张明远终于开口，声音沉稳，“焦炭炼铁，所耗确实巨大。阴山煤矿，数千人日夜开采，方能勉强维持工坊与军中用度。此法，无法推广于天下，至少现在不能。它是我等在此绝境中，被迫摸索出的一条险路，是用人命和汗水换来的喘息之机。”
他坦然承认了技术的局限性和高成本。
“至于胡汉之分……”张明远的目光扫过在场的秃发叱等人，“我从未奢求其心如一。我所求者，乃是‘利’同。在我治下，胡人勇士凭战功可得草场赏赐，其子弟可入学堂，其部落交易可得公平。只要我能持续带来利益与秩序，带来比劫掠和相互仇杀更安稳的生活，他们手中的刀，便会为我所用。若有一日我做不到了，众叛亲离，亦是我张明远无能，怪不得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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