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年的冬天，格外酷烈。北风呼啸着掠过河套平原，卷起地上残留的、混杂着血与火的尘土，拍打在逐鹿城新修补的城墙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夏侯渊退兵了，但胜利的喜悦早已被凛冬的寒意与战后触目惊心的现实冲刷得一干二净。
城西新辟的“英烈冢”前，新立的石碑冰冷刺骨。上面密密麻麻刻着的，是在杀虎口阵亡的两千七百四十三名将士的名字。李顺站在最前方，他的一条胳膊用麻布吊着，脸上多了一道从眉骨划到下颌的狰狞伤疤，深可见骨。他身后，是仅存的两百余名伤痕累累的守军，以及自发前来祭奠的城中军民。
没有冗长的祭文，没有喧天的哭声。只有默然肃立，只有寒风卷过坟头新土的呜咽。每一张脸上，都刻着疲惫、悲伤，以及一种劫后余生却难以言说的沉重。
张明远亲手将一坛浊酒缓缓洒在碑前。酒液渗入冻土，很快凝结成冰。他望着那密密麻麻的名字，其中许多他曾叫得出名字，许多曾与他一同在黑山挣扎，在河套垦荒。如今，他们都化为了这碑上一个冰冷的符号。
“弟兄们，走好。”他声音低沉，仿佛怕惊扰了地下的英灵，“逐鹿城，还在。我们，还在。”
这句话，与其说是告慰，不如说是对自己，对所有人的承诺和鞭策。
祭奠结束，人们沉默地散去。生存的压力，不允许他们长久地沉浸在悲伤之中。
现实的困境，比寒冬更严酷。
首先是 “盐” 的后患。那种从西北苦咸湖带回的硝盐，虽然暂时缓解了危机，但其副作用开始显现。长期食用，导致许多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浮肿、腹泻、乃至更严重的毒症反应。医官们束手无策，只能建议大量饮水稀释，并尽量减少食用。可除了这苦涩的硝盐，他们又能吃什么？盐荒的阴影，并未真正远离，只是以一种更缓慢、更折磨人的方式持续着。
其次是 “柴” 的危机。为了应对围城和打造军械，阴山南麓大片可用于取暖的林木被砍伐一空。焦炭的生产几乎停滞，工坊里炉火微弱，连修复破损兵甲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个冬天，取暖成了比吃饭更紧迫的难题。城内已经开始拆毁一些非必要的木制建筑，甚至收集一切可以燃烧的杂物。呵气成冰的夜晚，蜷缩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靠一点点柴火余温硬扛，成了大多数人的日常。
最后，是 “规” 的考验。《共守规约》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勉强维系了秩序。但当外部的压力暂时解除，内部的匮乏达到极致时，那些被压抑的矛盾和人性中的自私，便开始重新抬头。
为了一捆取暖的柴火，邻里之间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为了半碗掺杂了硝盐、能让人稍微有点力气的稀粥，曾经并肩作战的胡汉兵卒也可能怒目相向。理刑司处理的纠纷中，纯粹因争夺生存资源而起的比例急剧上升。当初共同议定规约时的那点共识和温情，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正被迅速消耗。
陈琛的头发，在这个冬天白了大半。他每日奔波于各个物资调配点和纠纷现场，调解、安抚、甚至是强压，心力交瘁。“将军，”他有一次忍不住对张明远叹道，“这‘大同’二字，写来容易，做起来……真如背负山岳而行啊。”
张明远默默听着，没有回答。他何尝不知？他走在街上，能看到人们看他时眼中残留的敬畏与希望，也能看到那敬畏希望之下，深藏着的恐惧与疑虑。他在温暖的府中（尽管也只是相对温暖），吃着同样掺杂硝盐的饭食，却能感受到这座城池在严寒与匮乏中瑟瑟发抖。
但他不能倒下。
这一日，他将所有司主、军中将领、以及各族头人代表，再次召集到了那间简陋的议事厅。厅内没有火盆，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众人呵出的白气清晰可见。
张明远没有坐在主位，而是与众人一样，坐在冰冷的草席上。他面前放着的，不是地图，也不是军报，而是一小撮颜色黯淡的硝盐，和几块冻得硬邦邦的、用于取暖的劣质石炭（从煤矿深层挖出的、难以用于冶炼的碎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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