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远颔首：“不错。辩论可胜一时，思想的传承与光大，却需要坚实的载体。我们的‘新墨’，不能只停留在口耳相传和零散册页上。”
他做出决定：“成立‘典制馆’，由你总领，抽调府中精通文墨、认同我理念之士，系统编纂《大同典要》。不仅要收录《新世言》核心、《大同律》精髓，更要将我们分田、兴工、立学、治军之实践，上升为制度、总结为经验、阐发为道理！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不仅做了，更知道为何这样做，以及如何做得更好！”
“此外，”张明远目光炯炯，“讲武堂与蒙学堂的教材，需立即以此为基础进行修订。我们的道理，要从娃娃抓起，要融入将士的血液！”
与此同时，那场辩论的细节，尤其是张明远关于“民为何物”、“才为何用”的论述，经过整理提炼，开始以更精炼、更易传播的形式，随着改进后的商队，悄然南渡。
在颍川书院外的一个茶棚，几名不得志的寒门士子，正传阅着一份手抄的《河套问对录》。
“……民非羔羊，乃邦之本！才无贵贱，唯实是用！”一个年轻士子低声念着，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说得何其痛快！比那些整日空谈玄理、钻营门第的衮衮诸公，高明何止万千！”
“慎言！”旁边年长些的同伴连忙制止，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此乃逆论！小心惹祸上身！”
但那颗名为“异端”的种子，已然埋下。在一些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年轻士人心中，河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成为一种模糊的、带着危险诱惑力的思想符号。
甚至，在江东，负责情报收集的鲁肃，也将一份关于河套辩论的详细报告，呈给了孙权。
孙权翻阅着报告，久久不语。
“公瑾，你以为如何？”他看向一旁的周瑜。
周瑜俊美的脸上露出一丝玩味与凝重：“这张明远，真非常人也。其志不在小。其说……虽与我江东根基迥异，然其重实务、破门第之举，若行之有效，潜力无穷。主公，此人，不可不防，亦……未尝不可暗中观察，甚至，在某些方面，借鉴一二。”
孙权眯起眼睛，手指轻轻敲打着报告：“且观其后效。若其真能成势……或可为我江东，牵制曹操的一枚有力棋子。”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场思想辩论的余波，正在天下各方势力中，激荡起层层涟漪。它撬动着旧有秩序的缝隙，吸引着失意者的目光，也促使着潜在的对手重新评估北方的力量。
河套的新墨，已然泼洒而出，正以其独特的色彩，悄然浸染着这片饱经沧桑的古老画卷。前路依旧漫漫，但思想的火炬一旦点燃，便再难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