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迅速闹大。曹魏边将咬定“玄鼎”商队夹带违禁军械，护卫出手伤人，要求严惩凶手、赔偿并关闭榷市。“玄鼎”方面则坚称货物合法，护手钩乃工匠日常工具改进，对方先行挑衅，己方纯属自卫。
消息传回逐鹿城，李顺当即暴怒，要求增兵边境，给曹军一个教训。而负责民政与贸易的潘濬等人则主张通过交涉解决，避免事态升级。
张明远将此事视为一次“明争”的测试——测试双方处理冲突的机制与效率，也测试新推行的内部激励制度下，基层官吏与军士的责任心与灵活性。
他命令边境守将保持克制，但务必守住底线；同时，派遣典制馆精通律法的官员，携相关货品名录、工造司出具的工具说明，以及市场管理规定，前往曹魏边境军镇进行交涉。交涉过程据理力争，引用双方此前协议条款，并出示市场目击者（包括一些曹魏境内商人）的证词。
最终，曹魏方面理亏，且正值新帝登基，不欲边境生大规模事端，选择了息事宁人，惩处了率先挑衅的士卒，事件平息。
此事虽小，却让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的一些变化：曹魏边军依旧跋扈，但上层在处理时多了些顾忌与权衡；“玄鼎”方面则表现出更强的组织性、法律意识和克制力，其基层官吏处理涉外事务的能力亦有提升。
然而，就在边境摩擦平息不久，“玄鼎”内部新推行的激励制度，在一次军工生产任务中，遇到了第一次严峻挑战。
天工院下属某处大型弩机工坊，为提高生产效率，试行“定额加奖”制。即完成基本定额后，超额部分可按比例折算为额外的“工分”，可兑换钱帛或休假。初期效果显着，产量大增。
但很快，问题暴露。一些工匠为求超额，开始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导致一批弩机部件精度不达标，需返工重修，反而延误了整体交付。另一些工匠则组成小团体，垄断较易完成或工分较高的工序，排挤他人，引发内部矛盾。
工坊管事将情况上报，在天工院和典制馆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问题出在监管不严，应加强质检和惩罚；有人则认为定额设定不合理，奖励方式过于单一，未能全面评价工匠的贡献（如质量、创新、协作）。
这场争论甚至波及到了决策堂。陈方等年轻官员主张严格执行制度，惩罚害群之马；而潘濬、徐庶等则更倾向于反思制度设计本身。
张明远听取了正反意见后，做出了指示：“激励制度，目的在于激发活力，促进生产，而非制造矛盾或牺牲质量。此次问题，非人之过，乃法之未善。”
他要求典制馆、监察司、天工院组成联合小组，深入工坊调研，并参考其他试行区的经验教训：
“修改试行方案。第一，考核标准需综合化，不仅看产量，更要纳入质量、耗材、协作、乃至提出有效改进建议等多重指标。第二，奖励方式多样化，除了钱帛、休假，亦可设立‘工匠等级’、‘技术能手’等荣誉，并给予相应的社会尊重和培养机会。第三，建立更顺畅的反馈与仲裁机制，允许工匠对定额、评价提出异议。”
“我们的制度，”张明远总结道，“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死板教条，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打磨、调整的活工具。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或简单归咎于人。要在‘公平’与‘效率’、‘集体’与‘个人’之间，找到那个动态的、最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的平衡点。”
暗战在阴影中升级，明争在边境与内部展开。新旧两条道路的竞争，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每一次冲突，每一次调整，都是对双方制度韧性与生命力的考验。而考验，还远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