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成为摆在决策堂面前的难题。
若严惩，按律，此等核心军事技术泄密，足以判处极刑。但这可能让其他技术人员感到寒心，尤其是一些本就对新规细节有怨言的人，会认为制度不公逼人犯罪，惩罚却如此严酷。
若轻判，则律法威严何在？如何震慑潜在的效彷者？尤其在此敏感时期，靖安司正虎视眈眈。
典制馆、监察司、天工院为此争论不休。最终，案件被呈报至张明远与执政委员会。
“此案，非独一人之罪，亦映照我制度之瑕。”张明远在听取各方意见后，缓缓道，“然律法既定，触犯者必究。功不能抵过，情不能乱法。”
他做出裁断：“第一，涉事匠师泄密之罪，证据确凿，依《刑律》‘泄露军机’条，判处重刑（死刑或终身苦役），以儆效尤。其工艺改进之功，由天工院记录在案，并给予其家属相应的一次性金钱补偿，以彰其技。”
“第二，责成典制馆、天工院、监察司，立即就此案暴露出的新规评价标准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审核相关条款。若确有不公或模糊之处，限时修正，并向所有技术人员公示解释。”
“第三，将此案原委（涉密细节除外）及判决依据，以适当方式通传各技术工坊。既要明法之严，亦要示我修正制度之诚。让所有人明白，不满可通过正当渠道申诉，但背叛与触犯底线，绝无宽贷。”
裁决既出，争议稍息。严厉的惩罚震慑了潜在的不轨之心，而同时启动的制度审查，又给了技术人员希望。荀恽作为“客卿”，被邀请旁听了对此案的内部讨论会（非决策过程）。他看到了法治的刚性，也看到了制度自我修正的弹性，更看到了在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的极端艰难。这远比任何书本上的论述，都更深刻地教育了他。
就在技术泄密案余波未平之际，荀恽接到了他作为“客卿”的第一份正式咨询邀约——来自典制馆下属的“律法释义处”。邀约涉及一个具体而微的问题：在新规激励下，某处矿场的矿工自发组织“互助组”，共同钻研提高采矿安全与效率的方法，并取得显着成效。按新规，整个“互助组”可获得集体奖励。但组内成员贡献确有差异，如何在内部分配奖励，既能体现“多劳多得”，又不损害协作精神，且不违反“禁止私下协议分割集体奖励”的原则（该原则旨在防止小团体垄断利益）。
这是一个典型的、新制度下产生的新问题。典制馆内部对此有不同看法，希望听取“客卿”，尤其是熟悉中原礼法又对北地新规有所了解的荀恽的意见。
荀恽接到问题，沉思良久。这不再是单纯的观察，而是需要他运用所学、结合所见，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他翻阅了相关律法条文、新规细则，回忆了在街坊公所看到的公约执行过程，也想起了徐庶关于“机会公平”与“贡献匹配”的论述。
数日后，他提交了一份简要的分析建议：
“窃以为，此事可分三步：其一，明确‘互助组’内部需建立基本的贡献记录制度，如工时、有效建议、风险承担等，记录需公开、简约，由组内公认公正者或轮值负责。其二，集体奖励到位后，先提取小部分作为‘组内公积金’，用于共同学习、工具维护或意外抚慰。其三，剩余部分，可依据事先约定、并经全体组员认可的贡献记录比例进行分配。此过程需有上一级管事或吏员在场见证，确保公平，并报备存档。如此，既在程序上符合‘集体获奖’之规定，又在实质上体现内部贡献差异，且公开透明，可杜纷争。”
建议提交后，典制馆经过讨论，认为其思路清晰，具有可行性，稍作完善后，可作为处理类似问题的参考范例之一，下发至各生产单位。荀恽的建议虽未成为唯一标准，但得到了认可和重视。
这对荀恽而言，是一次重要的淬炼。他将抽象的理念，应用于具体而微的现实问题，并得到了实践层面的反馈。这让他感到，自己所学所思，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可以切实参与塑造这个新世界的砖石。尽管前路依然布满荆棘，但他心中的方向，却愈发清晰坚定。
暗潮汹涌，危机四伏。但“玄鼎”这艘新船，在应对外部恶意与内部病灶的同时，依然在调整风帆，校准航向，坚定不移地驶向那片未知而充满挑战的新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