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飞扫了眼那些荒诞的大字报，心里满是不以为然，不过是借着运动争权夺利，搞些形式主义的把戏。但他嘴上没表露半分，反而笑着点头：“二大爷，您这思想觉悟是真高，紧跟时代步伐，值得我们学习。”
这话可说到了刘海中心坎里。路飞如今是副团级干部、八一制片厂的副主任，那可是实打实的领导，能得到他的“夸奖”，比院里其他人恭维十句都管用。刘海中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堆了起来，搪瓷缸都端得更稳了：“嗨，这都是应该做的！往后院里的革命工作，还得你多指导指导！”
路飞随口应了两句，没再多说，转身回了屋。身后，二大爷的指挥声和红卫兵的口号声还在继续，只是在路飞看来，这四合院的热闹，不过是乱世里一场可笑的闹剧罢了。
1966年二月，春寒未消，八一制片厂出品的《闪闪的红星》正式上映。在全国文艺界陷入沉寂、多数影片被打上“毒草”标签的特殊时期，这部根正苗红的革命题材电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首部公映的故事片，一经推出便如星火燎原，迅速火爆全国。
街头巷尾的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影片插曲，电影院前天天排起长队，连偏远县城的露天放映场都座无虚席，孩子们模仿着潘冬子的模样，胸前别着自制的红星徽章，喊着影片里的革命口号。上面有意大力宣传，将其树为“运动中坚守文艺阵地”的典范，各地报刊纷纷撰文赞扬，八一制片厂也因此受到了上级的高度关注，成了乱世中难得的“模范单位”。
作为影片的编剧兼导演，二十多岁的路飞算是彻底成名了。厂里为表彰他的功绩，不仅颁发了五百元现金奖励，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多的工资，还询问路飞，贴心的奖励了一台崭新的收音机，这无疑是极为厚重的嘉奖。
江主任对路飞愈发重用，借着影片的成功，直接将他推为制片厂第二号实权人物，主抓所有影视创作与拍摄统筹，厂里大小创作决策，几乎都要先听他的意见。路飞捧着沉甸甸的奖励，心里却五味杂陈，满是无奈：自己年纪轻轻，在这波诡云谲的形势下骤然身居高位，是机遇更是风险，谁也说不清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过，影片的成功确实稳住了制片厂的人心。此前因运动动荡不安的氛围，被这股创作热潮冲淡，原本人心惶惶的职工们，重新看到了工作的方向与希望，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跟着路飞再出好作品。
不久后，上级领导专门给制片厂发来嘉奖令，明确表扬：“在复杂形势下，八一制片厂不忘文艺为革命服务的初心，拍出了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影片，为全国文艺界树立了榜样！”
下班时，路飞把崭新的牡丹牌收音机绑在自行车后座，慢悠悠往四合院赶。
刚到院门口，就撞见三大爷闫埠贵拿着扫帚打扫路面，脸上满是不情愿。路飞笑着打招呼：“三大爷，这么勤快呢？”
闫埠贵一抬头见是路飞，连忙放下扫帚迎上来，语气带着几分郁闷：“路飞下班啦？别提勤快了，我这哪是自愿的，现在不是被撤了‘三大爷’嘛，刘海中罚我打扫院门一个礼拜，这不正服‘劳改’呢。”
说着，他的目光突然落在自行车后座，眼睛瞬间亮了，“路飞，你这是刚买的收音机？还是牡丹牌的！这可是高档货，市面上都不好买！
“不是买的，厂里给的奖励。”路飞笑着解释。
闫埠贵一听，羡慕得直咂嘴：“还是你有本事！年纪轻轻就成了厂里的大人物，连奖励都这么实在，不像我们，只能在院里受气。”
路飞笑了笑没多聊，推着车进了院。刚拎着收音机进屋，陈招娣此时正躺在躺椅上，看到路飞手里东西，起身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来，一把将收音机抱在怀里：“姐夫，你买收音机啦？牡丹牌的！这可是抢手货，百货大楼一来就没了，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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