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伊斯坦布ルの喧嚣，肖景文一行人向南飞往文明的另一源头——埃及开罗。飞机在沙漠上空划过，舷窗外是无尽的黄沙，蜿蜒的尼罗河如一条绿色的丝带，赋予这片土地以生命。开罗的空气干燥而炎热，带着沙尘和香料的味道，与伊斯坦布尔的海洋气息截然不同。
他们下榻在尼罗河畔的一家酒店，房间的阳台正对着河景。小砚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河流和河上行驶的白色三角帆船（f），兴奋得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喊着：“船！跟里斯本的小船不一样！”
苏诺桐给他递上一杯鲜榨的甘蔗汁，笑着说：“这可是尼罗河，世界上最长的河。几千年前，法老们就是在这里建造金字塔的。”
肖景文则摊开了一张羊皮纸地图的复印件，上面标记着古代中埃的海上与陆上贸易路线。“我们的下一站，是汗·哈利利市场。这次的目标比较特殊，是一件融合了古埃及形态和中国工艺的文房用品。”
他指着资料上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长筒形的木匣子。“古埃及人为了保存莎草纸文献，发明了这种卷轴收藏匣。但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大约在13、14世纪，也就是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和中国的元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一些中国的漆器工艺也传到了这里。有极少数的卷轴匣，是在本地的无花果木或梧桐木胎体上，由中国工匠或者学会了中国手艺的本地工匠，用中国的‘剔彩’工艺进行装饰。”
林溪在一旁补充道：“肖哥，‘剔彩’工艺非常复杂，需要先在胎体上刷几十甚至上百层不同颜色的漆，再根据图案设计，雕刻出不同颜色的层次。元代的剔彩漆器是巅峰之作，存世量极少，每一件都是国宝级的。能在埃及找到一件带有这种工艺的卷轴匣，那简直是奇迹。”
“不一定是完整的元代工艺，”肖景文解释道，“很可能是当时流落到这里的工匠，因地制宜，用本地的材料和简化的手法制作的。但即便如此，它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信息，也无比珍贵。我们要找的，就是一个‘长棍子’形状，表面有雕刻花纹的木匣子。”
“长棍子！有画画！藏宝宝！”小砚立刻记住了这个形象的描述，拍着手说，“小砚要找长棍子！”
汗·哈利利市场比伊斯坦布尔大巴扎更古老，也更混乱。迷宫般的巷道两旁，店铺里挂满了莎草纸画、圣甲虫雕塑和各式各样的水烟壶。空气中混杂着烤鸽子、薄荷茶和浓郁的麝香气味。小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热情地拉着游客，兜售着真假难辨的“古董”。
肖景文推着儿童车，格外小心。这里的游客陷阱比比皆是，很多摊位上摆放的所谓“法老时期”的木雕，其实都是用机器雕刻，再用沥青做旧的。
“肖哥，这里的木器水太深了。”林溪用木材鉴定仪扫了几个木雕，连连摇头，“全是新木头，连十年都不到。”
“耐心点，我们去那些看起来更乱、更不起眼的旧货店。”肖景文的目标很明确，真正的老东西，通常都藏在灰尘最厚的地方。
他们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巷口有一家挂着“祖父的宝藏”招牌的店铺。店里光线昏暗，货架上堆满了各种蒙尘的杂物，从褪色的相框到生锈的铁器，应有尽有。店主是一位白发苍苍、穿着传统长袍的老人，正戴着老花镜，慢悠悠地修复一本古兰经。
肖景文的目光在店内快速扫过，突然，他的视线停留在墙角一个立着的木桶里。木桶里插着几根仿制的法老权杖和几卷劣质的莎草纸画，而在这些东西的中间，夹着一根深褐色的“长棍子”。
它看起来毫不起眼，就是一个长约四十厘米、直径约七八厘米的圆筒，表面布满了灰尘和污垢，颜色暗淡。但肖景...文的心，却猛地跳了一下。
还没等他开口，儿童车里的小砚已经伸长了脖子，指着那个木桶大声喊：“长棍子！爸爸！有画画的棍子！藏宝宝的！”
店主老人抬起头，扶了扶眼镜，顺着小砚的手指看过去。他有些疑惑地走过去，从桶里拿出那根木筒，在手里掂了掂，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哦，这个啊……是我从一个老房子的地下室里翻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个放拐杖的套子吧？上面好像有点雕刻，都磨平了。”
肖景文走上前，接过那个木筒。入手的感觉很轻，是梧桐木或者无花果木的质地。他用手指轻轻拂去表面的灰尘，一小块区域露出了本来的面目。那不是磨平了，而是雕刻的凹槽里填满了近千年的尘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