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时，省长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钟长河将《破除“四唯”顽瘴痼疾实施细则》拍在桌上，文件封皮烫金标题在台灯下熠熠生辉。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像是在应和他振聋发聩的质问：“如果爱因斯坦来我们这里，会不会因为论文数量不够评不上研究员？如果屠呦呦当年要考核sci，青蒿素还要等多少年才能问世？”
科技厅赵厅长额头渗出细密汗珠。钟长河知道这位新省长的行事风格——看似温润如玉，实则锋芒暗藏。就像去年推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时，面对三十七个部门的联合反对，我带着审计报告逐个登门解释，硬是用三个月时间打通了改革堵点。
“明天上午，我要去重点实验室。”钟长河突然放缓语气，指尖轻轻拂过文件上“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这句话，“告诉评审专家，我们要看的是科研人员的手，不是他们的笔。”
次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省重点实验室的玻璃幕墙时，钟长河正蹲在量子计算实验室的地板上，与年轻科研人员讨论设备散热方案。他西装口袋里露出半截人才联系卡，卡面上印着自己的私人手机号——这个号码，全省三百多位高层次人才都有。
“钟省长，您看这样改进如何？”博士生小王递来的设计图上，贴着卡通便利贴写着“辜哥亲启”。这个称呼在科研圈早已传开，源于某次我帮团队解决进口设备清关问题后，年轻人们在微信群里的亲切昵称。
钟长河接过图纸的瞬间，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是北京发来的捷报：国家重点实验室评审破格通过，评审组组长在反馈意见中特别写道：“贵省展现出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魄力，令人钦佩。”
秋风卷起走廊尽头的红旗，猎猎声响中，钟长河望着墙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匾额，想起昨天收到的短信。那是李教授爱人发来的照片：转学的孩子在新学校运动会上举着班级牌微笑，背景里飘扬的彩旗上写着“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他摩挲着手机屏幕笑了，指尖在回复框里敲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夕阳西下时，钟长河办公室的灯光依然明亮。桌上并排放着两份文件：左边是标注着“已解决”的人才诉求清单，右边是《科研经费“包干制”实施细则（修订版）》。晚风拂过窗台，将绿萝的影子投在文件上，仿佛为这位兼具温度与锋芒的改革者，悄悄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