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振邦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留了足足三分钟。他想起自己的徒弟小李，那个总能把精密零件的误差控制在0.01毫米以内的年轻人，上个月辞职去了南方的合资企业。临走前小李红着眼圈说：师傅，我也不想走，可我儿子要上学，老婆要治病......当时他拍着小李的肩膀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转过身却在车间的角落里抽了半包烟。
会议室的挂钟时针悄悄滑过十二点，墙上石英钟的滴答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钟长河注意到顾振邦的手指在二十年那行字上来回摩挲，像抚摸着某种珍贵的信物。这位老厂长的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机油污渍，那是四十年工业生涯留下的烙印，比任何勋章都更能证明他对这家工厂的感情。
我需要时间。顾振邦摘下老花镜，从衬衫口袋里掏出块蓝白格子的手帕擦拭镜片。这个动作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位在三线建设中牺牲的工程师，临终前也是这样仔细地擦拭他的绘图仪。顾振邦重新戴上眼镜时，我看到他眼底的冰霜正在融化，露出深藏的疲惫与挣扎。
下周五之前给我答复。钟长河站起身，将保温杯盖拧紧。金属摩擦的轻响在会议室里回荡，像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序曲。他走到门口时停下脚步，回头看向那个独自坐在巨大办公桌后的老人。阳光从顾振邦背后照过来，在地面投下佝偻的影子，让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铁厂长显得格外孤独。
顾振邦没有抬头，只是轻轻了一声。当会议室的门关上时，他缓缓打开最底层的抽屉，取出一个褪色的红皮笔记本。翻开泛黄的纸页，1975年8月16日的日记赫然在目：今天入厂第一天，师傅说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要为社会主义奋斗终身！墨迹早已干涸，却依然能感受到当年那个二十岁青年的滚烫初心。
走廊里，钟长河听到身后传来压抑的咳嗽声。他没有回头，只是将掌心贴在冰冷的墙壁上。这栋老建筑的砖石里，似乎还残留着无数产业工人的体温与汗水。他想起顾振邦办公桌上那个振兴中华的铜制镇纸，边角已经被摩挲得发亮——那或许才是两代改革者最深的共鸣。
电梯下行时，钟长河看着数字从跳到，忽然想起顾振邦说稳定压倒一切时，窗外那只盘旋的乌鸦。它在烟囱上空转了三圈，最终落在锈迹斑斑的厂徽上，发出一声凄厉的啼鸣，像是在为一个时代唱着挽歌。而电梯门打开的瞬间，刺眼的阳光涌了进来，让他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