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好比已经死去的北宫伯玉，他虽然是汉化的羌人，甚至还担任过大汉的将领，最终还是反叛了朝廷。
在汉末，洛阳朝廷之所以会如此动荡，其中一个就是原本臣服大汉的羌人，匈奴人，乌桓人接二连三的叛乱，牵制了大汉太多精力。
自从黄巾起义被平定之后，大汉的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稳定下来，反而陷入了一系列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首先，凉州地区的叛军势力崛起，凉州的汉人豪强与羌人勾结，共同对关中地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这场叛乱给关中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紧接着，长沙地区的蛮族人也开始骚乱，并迅速蔓延至整个荆南地区，使得荆南陷入一片混乱。
蛮族人的叛乱让当地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幽州的张举和张纯这两个叛徒引来了乌桓人南下，引发了乌桓人的叛乱。
乌桓人原本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长期与鲜卑作战，他们的战斗力极强，给大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为了应对乌桓人的叛乱，大汉不得不抽调匈奴人前去平叛。
结果就是，匈奴人在走到半路时，竟然也突然叛变了。
匈奴人与白波军联合起来，一起在司隶和并州地区制造祸乱，给大汉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在这四场叛乱中，对大汉伤害最为严重的当属凉州叛乱，这场叛乱持续了长达五年之久，给凉州地区以及关中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白波军与匈奴的叛乱也同样不容忽视，这场叛乱历经近十年才最终被平定，让大汉的西北沦为了白地。
正是由于这两场叛乱的影响，才引发了后续董卓进京等一系列问题。
可以说，汉末的一系列政治问题，都与胡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东汉时期，朝廷为了防止草原上的鲜卑人势力过于强大，采取了一种以胡制胡的政策。
具体来说，就是在东部和西部分别扶持乌桓人和匈奴人，利用他们来遏制鲜卑人的发展。
在东西两端分别策应汉军，形成对鲜卑的东西夹击之势，这一策略确实巧妙。
它有效地缓解了东汉的边患问题，相比西汉时期，东汉的边患压力明显减轻。
这种看似平衡各方势力的政策，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后来的胡人叛乱埋下了隐患。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汉内部的问题日益严重，各种矛盾不断激化。
而此时，小冰河时期的降临更是雪上加霜，使得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的策略逐渐失去了效力，无法再有效地应对各方叛乱。
为了平息叛乱，朝廷不得不不断抽调各地的兵力和资源进行支援。
这不仅给各地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导致了地方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最终，这些地方的叛乱如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动荡。
就像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怪圈，无论朝廷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困境，反而越陷越深。
李渊的出现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