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套房外的走廊，地毯仍留着昨夜人来人往的浅浅褶皱。门内，杯盘已撤，花束还新鲜，缎带在空调风里轻轻摆动。喜与悲、喧哗与死寂仿佛被并排装进这层楼的两扇门里，谁也不去打扰谁。清晨的光越过楼群，落进来时已被磨得温和，像一只不发声的手，抚平了墙上的金边。
“晚照，醒了吗？”门外轻轻一响，周老师压低声音，仍难掩按捺不住的激动，“九点第一场。央视教育频道、国家青年报、几家门户主站的深访，都排上了。组委会已经把会场准备好。”
门开了。林晚照穿着明德的校服，马尾利落，神情如昨夜领奖时一般平静。周老师把一叠打印纸攥得“哗啦”作响——上面是他连夜拟好的采访口径与可能问题。“这个……你过过？”他小心翼翼。
“不用。”她摇头，语气温和，“他们问什么，我就真诚回答什么。该说的，我心里都长好了。”
会场设在酒店最大的多功能厅。临时搭建的背景板上，组委会与“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徽标并列；排得整整齐齐的机位把通道挤成一道细缝，灯阵亮起的一刻，白昼似乎又被推前了一小时。
人群安静下来，是一种由期待与专业共同搭起的安静。林晚照在主席位落座，拧开一瓶水，盖子轻轻“咔嗒”一声，清澈的水面倒映出一圈圈光斑。
开场的问题可想而知：昨夜的心情、站上巅峰的感受、是否已与清北大学有进一步沟通……她的回答不走花哨的形容，只把“开心”“感激”“还需要时间理性评估培养方案”等关键词交代得有分寸。记者们很快从礼节性的寒暄撤回到专业的轨道。
戴黑框的央视记者起身，语速不疾不徐：“无论初试还是决赛，你的准确率与稳定性都非常惊人。尤其在面对超纲与非常规知识点时，你能在短时间内搭建出可用的框架。想听听你是怎么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又如何高效学习的。”
灯光在她睫毛上投出一小截影子。她把话筒向前推了半寸，开口：“如果把知识当作散落的珠子，就会本能地去数它们；但如果把它们当作能被线穿起来的点，你就会不断寻找‘线’。我更关注的是‘线’——数学思想与方法之间的连接。”
她抬手比了个小小的网状手势：“于我而言，知识是一张网。新概念出现时，我会问自己：它跟我已有的哪些节点相连？这条连线能在什么情形下起作用？比如组合与代数，很多时候并不分家——一道组合极值题可能转化为线性规划的松弛；某个几何构造在群论的对称动作下可以大幅简化；编码论的视角常常为计数问题提供意外的‘压缩’。当这张网越织越密，新问题落进来，就不至于直直坠下去。”
记者们埋头记录的笔尖齐齐快了一拍。
“关于效率，”她顿了顿，“不在于‘坐得久’，而在于‘想得真’。我更关心有效思考时间。能进入‘心流’的四个小时，胜过疲态里的十个小时。我会刻意安排周期性的抽离——散步、拉伸，甚至空手站在阳台上发呆——让大脑有时间‘后台编译’。睡眠是我的刚性约束，比赛前一周更是如此。”
有记者举手：“你会不会做详尽的时间表？”
“我更偏向任务导向而非时长导向。”她不假思索，“今天理解一个定义、证明一个引理、复盘一道题的多解是清晰的目标；至于要花三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不必先设限。完成了，关灯。”
“那‘题海’呢？大家都在刷。”门户教育记者追问。
“刷题重要，但‘题的密度’更重要。”她把盖子扣回水瓶，“我会优先挑能暴露思维漏洞、能被纳入方法谱系的‘好题’。判定标准有三：一，它是否迫使你用一种陌生的眼光审视旧工具；二，它是否能引出一个可迁移的‘微型套路’；三，解后是否能在我的网里新增一条有效连边。吃透一道好题，胜过机械刷一百道边角料。”
“错题怎么整理？”
“我做‘错因-改法’二元记录。”她笑了笑，“只抄题与答案是最没有效的。我要写清楚我当时为何会错——是概念模糊？是路径选择迟滞？还是情绪导致的粗心？然后补上‘改法’：下次遇到同类特征时我该先想到什么。错题的价值在于它们能被回放为‘行为改进剧本’。”
“你会用费曼技巧吗？”国家青年报记者提到了一个热点词。
“会。”她点头，“我会假设在给几个月前的自己讲解，尝试用最朴素的语言复述一个概念或证明。一旦卡壳，就说明我在某个节点存在‘假理解’。这种自我讲解常常比看十遍资料有效。”
“你怎么处理超纲内容？比如纽结理论相关的那场。”
“好奇心先行。”她很坦率，“我有翻旧书与预印本的习惯，不指望一遍看懂，但会把有意思的对象与不变量记在我的‘边角料本’里。很多看似无关的玩意儿，在特定题目面前忽然就能派上用场。‘超纲’很多时候是人为划出的线，而兴趣能让你越过去。”
她说“边角料本”时，周老师忍不住笑了——他见过那本薄薄的、被她随手塞在背包夹层里的小册，页边写满了“可能的联想”。
“日常安排？运动呢？”有人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