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来自南方农村，目睹了地主对农民的压榨，逃到帝都求生；
伊莲娜，小学校师，学校关闭后失业，对现行教育体系深感绝望。
黛娜拿出了她珍藏的违禁读物。她没有一开始就宣讲高深的理论，而是从最具体的问题开始：为什么妇女的工作报酬只有男人的一半？为什么战争中死去的多是穷人子弟？为什么孩子们无法获得应有的教育？
她用维克多的文章和《资本论》中的观点作为分析工具，但结合的全是她们亲身经历的苦难。当安娜讲述工厂里女工被机器切断手指却得不到赔偿时，黛娜引述“劳动力商品化”和“剩余价值”；当莉娜控诉抚恤金被贪污时，黛娜分析“国家机器为谁服务”；当索菲亚描述地主收租的残酷时，黛娜揭示“土地垄断的本质”。
这些理论不再是书本上抽象的词汇，而成了解剖她们痛苦的锋利手术刀。女人们眼中最初的好奇与困惑，渐渐变成了震惊、愤怒，最后沉淀为一种冰冷的清明。
“原来……不是我们命不好。”第三次聚会时，莉娜喃喃道，手指紧紧攥着粗糙的茶杯，“是有人把我们的命，做成了他们的生意。”
“觉醒小组”不再满足于纸上谈兵。她们开始利用各自的条件，进行微小但切实的行动。
琳达联系上了以前工厂的姐妹，秘密传递“织补社”的信息，让更多失业女工能找到暂时的栖身之所和微薄收入。
莉娜利用阵亡士兵遗属的身份，在领取那点可怜的“慈善面包”时，悄悄观察和记录军方后勤仓库的动向。
索菲亚识字，她开始帮助黛娜将一些简化的、去除敏感词句的革命道理，改编成容易口口相传的民间歌谣或童谣。
伊莲娜则尝试编写一套新的启蒙教材——不讲贵族礼仪，不讲对皇帝的忠诚，而是讲基础的卫生知识、互助的理念、对不公正的朴素质疑。
最危险的行动来自黛娜本人。通过家族社交圈，她得知帝都有些“地下印刷所”在秘密翻印南方传来的小册子。她冒险用假名和伪装，通过几层中间人，接触到了一个极其隐秘的渠道。她捐出了自己变卖部分首饰得来的钱，指定用于印刷一批针对妇女儿童的读物——不是直接的革命宣言，而是关于妇女健康、儿童保护、反对家庭暴力的内容，但在字里行间，嵌入了阶级觉醒的种子。
她将第一批印刷品，混在“织补社”发放的旧衣物里，传递了出去。
黛娜的行动不可能完全瞒天过海。宪兵队的密探开始出现在“织补社”周围，以“检查防火”或“登记救济人员”为名进行盘问。黛娜凭借贵族小姐的身份和得体的应对，暂时应付了过去，但她知道，这只是开始。
更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父亲老考尔菲德先生在某次晚餐时，不经意地提起：“最近有些不安分的贵族女性，打着慈善的幌子，做一些不合身份的事。黛娜，你那个‘织补社’，要把握好分寸。我们家族，经不起任何流言蜚语。”
黛娜平静地回答：“父亲，我只是在尽一个光明徒的慈善本分，安抚那些可能滋生不满的穷人，这也是维护帝国的稳定。”
这个回答无懈可击，甚至符合父亲的想法。老考尔菲德审视地看了女儿几秒，最终点了点头，没有深究。
但黛娜知道，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
夜深人静时，她也会感到恐惧。窗外的帝都，里昂的宪兵像猎犬一样逡巡，第六处的密探无孔不入。她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将她和那些依赖她的妇女儿童推向深渊。
但每当她想起米莎画的那朵向日葵，想起莉娜眼中重新燃起的光，想起安娜悄悄告诉她又有姐妹因为“织补社”熬过了一个冬天——恐惧就会被一种更强大的东西压下去。
那是责任。是目睹了苦难之后，无法背过脸去的良知。
她站在卧室窗前，望着帝都沉沉的夜色。这座城市有无数个像她一样，正在黑暗中摸索、挣扎、试图点燃微光的女性。她们或许不曾读过《资本论》，不懂“剩余价值”的理论，但她们用身体、用生命，感受着剥削的灼痛。
黛娜·考尔菲德要做的，就是将她们散落的痛楚连接起来，让她们看见，个人的不幸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的压迫结构。然后，给她们工具，给她们知识，给她们彼此扶持的勇气。
妇女与儿童的解放，不仅仅是给一口饭吃、一件衣穿。是让她们认识到自己为何挨饿受冻，是让她们有力量去争取不挨饿受冻的权利，是让她们成为改变自身命运、进而改变世界的主体。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布满荆棘，终点不明。
但黛娜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她不举旗帜，不喊口号，只是在一针一线、一字一句中，编织着一张看不见的网——一张承载着希望、传递着知识、联络着同路人的网。
这是属于她的战争。寂静，却坚定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