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三十分，帝国广场。
尽管天气阴冷，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但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千人。宪兵队用刺刀和警戒线围出了一片区域，中间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木制绞刑台。绞索在寒风中微微晃动，像一条等待猎物的毒蛇。
人群被强制驱赶到这里——工厂的工头带着整班的工人，学校的教师带着学生，街道办事处的官员带着辖区居民。不愿意来的，会被记名、罚款，甚至以“不配合战争动员”为由逮捕。
所以广场上站满了人，但气氛死寂得可怕。没有人交谈，没有人张望，每个人都低着头，盯着自己脚前的地面，仿佛那肮脏的石板缝里藏着答案。
黛娜·考尔菲德也在人群里。
她裹着一条灰色的围巾，遮住了大半张脸，站在广场东侧一个相对隐蔽的位置。更远处，莱纳·海因里希混在几个码头工人中间，他的任务是观察宪兵的布防和可能的便衣密探。
他们是来送别的。
也是来见证的。
“他来了。”莱纳低声说。
一辆封闭的囚车缓缓驶入广场，停在绞刑台前。车门打开，两名宪兵先跳下来，然后从车里拖出一个穿着干净但过于宽大衣服的老人。
是约翰·施特劳斯。
他看起来比黛娜记忆中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背更驼了，走路时需要宪兵架着。但他没有挣扎，甚至没有低头。他的眼睛在人群中慢慢扫过，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在记住每一张脸。
宪兵把他拖上绞刑台，让他面向人群。
一名军官开始宣读判决书，声音通过扩音喇叭在广场上回荡：“……犯约翰·施特劳斯，煽动叛乱、危害国家安全、参与非法政权……经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没有人听。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个老人身上。
宣读完毕，军官问：“犯人，你最后有什么话要说？”
这是一个形式。通常犯人要么崩溃哭喊，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咒骂几句然后被迅速堵上嘴。
但老约翰没有。
他慢慢抬起头，清了清嗓子。他的声音一开始很轻，但很快就变得清晰而有力，完全不像一个六十多岁、受尽折磨的老人：
“同胞们，工友们，朋友们。”
广场上更安静了。连宪兵都愣了一下，没有立刻上前阻止。
“他们让我说最后的话。”老约翰说，“那我就说几句。不是为我，是为你们。”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再次扫过人群：
“我是个会计，算了一辈子账。所以我今天，也想跟你们算几笔账。”
“第一笔账：你们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十二？十四？十六？而你们拿到的工钱，够买几磅面包？够付多少房租？够让孩子上学还是生病看医生？”
人群开始有轻微的骚动。宪兵指挥官做了个手势，但没有人动——所有人都在听。
“第二笔账：这场战争打了一年多了。死了多少人？十万？二十万？死的是谁的儿子？谁的丈夫？谁的父亲？而在这场战争里发财的又是谁？是军火商，是投机商，是那些躲在安全后方的老爷们。”
有人开始抬头。眼睛里有东西在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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