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红军要完成两个转型。第一，从以步兵为主，向多兵种协同转型。夏尔，组建专门的工兵连、侦察连、炮兵指挥部。我们不追求装备的先进性，但要追求战术的灵活性。”
“第二，从正规战为主，向正规战与人民战争结合转型。”维克多的手指划过葛培省南部广大的乡村区域，“每一个村子都要有民兵组织，有秘密交通站，有基本的地下情报网。敌人来了，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散，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夏尔快速记录，眼中闪着光。
“经济上，”维克多继续，“我们要在一年内，实现根据地基本物资的自给自足。粮食、被服、简单药品、土制武器——这些必须能自己生产。为此，要大规模培养技术人才。安娜，工农速成中学要扩招，开设机械、纺织、化工、农业技术等专业。师资不够，就请老工人、老农民来讲课，讲实践经验。”
“明白。”
“政治上——”维克多顿了顿，看向在场所有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让每一个根据地的群众都明白，他们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活。”
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飘扬的红旗：
“今天食堂的争论，暴露了一个问题——有些同志对斗争的长远性、艰巨性认识不足。以为打几场胜仗、分几亩地，好日子就来了。这是危险的。”
“我们要在全军、全根据地开展一次深入的思想教育运动。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让每个人都参与讨论：我们是谁？我们要什么？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斗争？”
维克多转过身：
“各连队要组织‘诉苦会’，但不是流于形式。要让战士真正说出心里的疑惑、恐惧、动摇。干部要倾听，要解答，要用事实和道理说服人。我们的政治工作，不能变成空洞的口号。”
玛丽点头：“内务部会配合，收集典型思想动态，编成教材。”
“最后，”维克多的语气柔和了一些，“关于牺牲的同志，关于老约翰。”
会议室安静下来。
“雅各布，你把帝都传来的详细报告念一下。”维克多说。
雅各布翻开另一份文件，声音低沉：
“老约翰·施特劳斯，全名约翰·米哈伊洛维奇·施特劳斯，六十三岁。原李维斯钢铁厂会计，工会创始人之一，苏维埃政权时期的财政人民委员。被捕于苏维埃失败次日，关押近两年，受酷刑多次但未出卖任何同志。”
“公开处决于帝国广场，临刑前发表演说，揭露剥削本质，呼吁工友觉醒。据目击者称，现场数千群众低头哭泣，无人响应官方口号。处决后，尸体被匆匆运走，未交还家属。”
“他在狱中，用指甲在墙上刻满了账目数字。最后一笔，是计算‘一个工人一生被偷走的价值’，数字后面跟着一句话——”
雅各布抬起头：
“‘此账未平，革命不止。’”
长长的沉默。
维克多缓缓开口：“有人问，老约翰的死值不值得。敌人想用他的死吓住我们，想用绞索告诉所有人——反抗的下场就是这样。”
他走到会议室中央：
“但我要说，他们错了。你可以杀死一名革命者，但你杀不死革命者的理想。因为理想不是藏在哪个人脑子里，是藏在千千万万被剥削者的生活里，藏在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却吃不饱的屈辱里，藏在看着孩子生病却没钱买药的绝望里。”
“老约翰的账本，记的不是数字，是人命。而他用他的死，把那本账，刻进了更多人的心里。”
维克多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铁锤敲在心上：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让那本账继续记下去。用我们建设的工厂、分配的土地、开办的学校、赢得的战斗，一笔一画地记下去。直到有一天，这本账会厚到再也无法被忽视，厚到所有人都看清——这个世界，欠劳动者多少。”
“而到那一天，”他看着在场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替老约翰，替托马斯，替所有牺牲的同志，把账讨回来的时候。”
会议室里，有人擦眼睛，有人握紧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