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接手后，展现了他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鲜明立场：礼法重于人情，秩序高于个体。
他仔细研读卷宗后，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判决意见，其核心论据如下：
正名分，明纲常：司马光首先驳斥了“婚姻无效”的说法。他强调，只要婚约已成，夫妇名分已定，阿云杀夫，便是以卑犯尊，触犯了“夫为妻纲”的人伦大义，是十恶不赦的“恶逆”之罪。
在此前提下，婚姻是否“违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护尊卑等级这一根本秩序。
严惩谋杀，以儆效尤：司马光坚决认定阿云行为属于“谋杀”。
他认为，阿云持刀预谋夜袭，心思缜密，手段狠辣，绝不能因韦大未死而轻纵。如果因后果不严重或事出有因就宽恕谋杀，将导致礼法废弛，民风刁悍，后果不堪设想。
自首不赦：对于自首情节，司马光认为，“谋杀”属于故意侵害他人生命的重罪，自首只能用于减免一些非暴力的财产类犯罪或过失犯罪。
对于阿云这种主观恶性极深的罪行，自首不足以抵罪。否则，将变相鼓励“先杀人，再自首”的侥幸心理。
因此，司马光力主判处阿云死刑。
一石激起千层浪本质是司马光这份力求“铁案如山”的判决意见一出，原本局限于司法领域的争议，瞬间演变成一场席卷士林的思想风暴。
他过于强调礼法纲常、忽视具体情由的强硬态度，反而激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和质疑。
来自地方的声音：最先提出不同意见的，正是登州知州许遵。他作为一审官员，更了解案件细节和当地民情。他上奏抗辩，认为司马光“拘泥律文，不察情理”。
他强调阿云是“违律为婚”的受害者，其杀人动机有可悯之处，且自首应予减刑，力主免死。他的观点代表了许多地方亲民官注重案情的务实态度。
太学生的清议：汴京太学内，年轻学子们更是议论纷纷。以程颐、苏轼门下的一些太学生为代表，他们虽也尊崇礼法，但认为“法不外乎人情”。
他们撰写策论，公开质疑：“若女子因被强嫁便可杀夫而无重罪，岂非助长戾气？
然，若完全不考虑其被迫之苦、自首之诚，一味强调纲常，则法律岂非成了不教而诛的冰冷刀锯？司法者当衡情酌理，岂能唯礼是从？”
朝中的暗流：即便在保守派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一些官员虽不赞同朝廷的激进改革，但对司马光这种将礼法推向极致的做法也有所保留。
他们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惩恶扬善”，也应包含“教化”与“宽恕”。阿云案若判死，恐失民心，亦有损朝廷仁厚之名。
只是碍于司马光的声望和皇帝的安排，他们暂未公开表态，但私下交谈，多认为司马光“过苛”。
这场争论，表面是为一桩刑事案，实则是“法理”与“礼教”、“法律条文”与“司法裁量”、“绝对秩序”与“个案公正” 之间的深层冲突。
司马光将“礼”置于无可辩驳的最高位，而他的反对者们，则试图在法律框架内，为“人情”、“事理”和“权变”争取一席之地。
李宪将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议，原原本本地禀报给了赵顼，包括司马光的判决意见、登州知州许遵的抗辩、以及太学生中的各种议论。
赵顼听完，久久沉默。他靠在御椅上，目光深邃地望着殿外沉闷的天空。
河北的灾情、西夏的威胁、财政的窘迫、漕运的艰难……这些现实压力已经让他喘不过气。如今，一桩远在山东的命案，竟也能在朝野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他心中了然：司马君实，还是那个司马君实。 他执着于心中的“道统”和“秩序”，并将其视为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
让他去审案，他便用审案来匡正风俗，丝毫不顾及现实的复杂性。这种固执，这种将理念置于一切之上的纯粹，令人敬佩，也令人头疼。
“朕知道了。”赵顼最终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挥了挥手，让李宪退下。
他没有立即表态。但他心里明白，阿云案，已不仅仅是一桩案子。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帝国思想层面的深刻裂痕。
如何处理这件事，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或许，可以借此机会，看看朝中还有哪些不同的声音，看看除了司马光的“古道”之外，是否还有更贴合现实、更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思”。
他将这份奏报单独放在了一边。案头的另一边，是河北请求加大赈灾力度的奏章，和西北要求增拨筑城款项的急报。
天下的事，真是艰难啊。赵顼轻轻叹了口气。既要解决黎民百姓的吃饭问题，又要平衡这士大夫心中的道理之争。
为君之难，莫过于此。而阿云案的最终裁决，将是他下一次“衡情酌理”的试炼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