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极通政务，熟知钱谷刑名，能实际做事，而非空谈之辈；
第二，要精通军务，至少能协调与边军、厢军的关系，以防万一；
第三，要身份足够高，资历足够深，能压得住河北各路豪强、官僚，令行禁止；
第四，要忠心耿耿，能深刻体会朕意，敢于任事，不惧承担责任；第
五，最好……还要熟知河北当地民情水利。”
每说一条，韩绛的心就沉下去一分。这几乎是要求一个全才，而且是要一个能充当：“河北东西路经略司”的全才。
“这样的人选……”韩绛苦笑，“朝中符合前四条者，已是凤毛麟角。符合第五条者，更是……或许富弼富相公可当此任，然他年老多病，岂堪如此奔波劳累？”
赵顼颓然坐回椅中：“是啊……富相公不行。
文彦博要坐镇枢密院，应对西夏。曾公亮要统筹中书政务。
韩琦相公年事已高，朕不能让他再赴险地。你呢……”他看了一眼韩绛，“三司离不开你，新政的许多方略也需你在中枢推动。”
“吕惠卿？曾布？章惇？”赵顼脑中闪过几个年轻改革派的名字，随即又自己否定了，“他们锐气有余，然资望太浅，骤登高位，授予全权，必不能服众，反而可能坏事。”
“难道就无人可用了吗？！”赵顼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和愤怒。
他空有宏图大志，空有应对危机的策略，却卡在了“执行者”这一最关键环节上。这种无人可用的窘境，比干旱的威胁更让他感到无力和烦闷。
韩绛也陷入了沉默。他知道，皇帝烦恼的不仅仅是人选，更是整个官僚体系在面对突发重大危机时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缺乏能够跨领域、跨部门、拥有极大自主决断权的“超级官员”。
这场潜在的天灾，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大宋王朝繁荣表象下的脆弱与深层困境。而寻找一个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河北经略使”，成了悬在年轻皇帝心头，最沉重也最紧迫的抉择。
——“派谁去合适呢？真的烦。”这声内心的叹息，道尽了所有决策者最深切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