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七月中，河北的旱情在持续月余的全力赈济下，如同被勉强按住伤口的猛兽，虽未致命反扑，但那低沉的喘息声依旧时刻敲击着汴京君臣的神经。
赵顼每日批阅的奏章，十之七八仍与灾情、边备相关，他的心力几乎被榨干。
他本以为，之前皇城司禀报的那桩登州“阿云案”，不过是士林间一场寻常的律法辩论，如同往滚油里滴入一滴水，虽会溅起些油花，但终会平息。他甚至隐隐觉得，在巨大的天灾面前，这种“务虚”的争论，或许能暂时转移朝野部分注意力，未必全是坏事。
然而，他低估了这桩案件背后所牵扯的纲常伦理与律法原则的深刻矛盾，更低估了司马光以其道德权威将案件推向极端后，所引发的反弹力量。
几日之内，情况急转直下。
首先发难的是登州知州许遵。这位一手审理此案的地方官，在得知司马光力主死刑的判决意见后，愤而上书，奏章直送中书门下，副本竟也通过渠道递到了通进银台司，摆上了赵顼的案头。
许遵的奏章写得极为激烈，几乎是指着鼻子辩论：
“臣闻审刑院司马光议，以阿云谋杀亲夫，罪在不赦，当处极刑。臣，窃以为拘泥律文，失察情理，有违圣人钦恤之本意！
其一，婚姻之根本在于‘合两姓之好’，阿云母丧未除，其叔贪财逼嫁，此乃‘违律为婚’，六礼不全，情义已绝！
依《宋刑统》，此类婚姻自始无效，阿云与韦大并无夫妇之名分，何来‘谋杀亲夫’之重罪？司马光无视婚约之非法，强以夫妻名分相加，是以礼害法！
其二，即便不论婚姻效力，阿云一弱质女流，遭此逼迫，愤而出手，其事可悯。
韦大仅断一指，未致身亡，其害尚轻。更兼案发后，官府未察而阿云自首，此乃真心悔过。
《刑统》有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其所因者，乃愤懑杀人之念，今既自首，岂可不予减刑？
若如司马光所言，自首不得减，则朝廷设立自首之条，岂非形同虚设？今后谁还愿主动伏法？此乃阻人自新之路！
臣恳请陛下明察，律法之用，贵在衡情酌理，惩恶扬善，非为彰显严刑峻法之威也！ 司马光之议，若得施行，恐天下寒心，司法僵化，臣万死不敢苟同！”
这封奏章，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又泼进一瓢冷水，瞬间炸开了锅。
许遵的观点，清晰地将争议提升到了 “法理”与“情理”、“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 孰轻孰重的层面，并且直接挑战了司马光“礼法至上”的权威。
几乎同时，汴京太学内的辩论也彻底失控。原本还局限于经义探讨的学子们，迅速分裂成旗帜鲜明的两派：
拥司马派：以一些崇尚古礼、严守程颐门风的太学生为主，高呼“天理昭昭，纲常不容紊！”
认为司马光维护的是人伦大防，是社会的根基，阿云之情可悯，但其行不可恕，否则“夫纲不振，礼崩乐坏”。
反司马派：则以更多注重事功、讲求权变的太学生为代表，他们引用《春秋》决狱的故事，强调“原心定罪”，认为法律不应是冰冷的刀锯，而应有教化怜悯之功。
他们抨击司马光“刻薄寡恩，不恤民瘼”，甚至有人将河北灾民之苦与阿云之冤联系起来，暗指朝廷若只重虚礼，不察实情，与草菅人命何异？
太学博士们试图弹压，却发现争论已从学堂蔓延到茶肆、酒馆，乃至官员的私邸。一份份言辞尖锐的“策论”、“私议”开始在士大夫圈中流传。
这一切，都被皇城司的密探记录在案，最终由李宪整理成一份详尽的舆情摘要，呈报给了赵顼。
起初，赵顼只是随意翻阅，以为不过是些书生议论。
但当他看到许遵奏章中那句“律法之用，贵在衡情酌理”以及太学生中出现的“原心定罪”与“刻薄寡恩”的激烈对撞时，他的眉头越皱越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