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九月的汴京，金风送爽，本应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时节。
然而，一股诡异的暗流，却随着秋风吹遍了京城的茶坊酒肆、勾栏瓦舍，甚至悄然浸润着一些士大夫的私邸。
市井间开始流传一些有鼻子有眼的说法，其核心直指深居禁中的年轻官家赵顼：
“听说了吗？官家前些日子下的《罪己诏》，说是德行有亏，才引来了河北的大灾！可这反省才几天呐？
西北绥州那边，种将军修城修得热火朝天，钱粮像流水似的花出去，这哪是休养生息，分明是要跟西夏再开战端啊！”
“就是！西夏人这次来，听说姿态放得低，是想用什么东西换回绥州，息事宁人。可咱们官家倒好，硬是咬着不放！这不是穷兵黩武是什么？”
“唉，河北的百姓还没从地里刨出食来，尸骨未寒呐！官家不想着怎么好好赈济抚恤，却把力气都用在边关上招惹是非。
这……这怕是上天降下的警示还不够，官家还没真正醒悟啊！”
这些流言，如同毒蔓，巧妙地缠绕着两个看似矛盾的事实：
皇帝刚刚下诏罪己承认“德不修”，另一边却在边境“大动干戈”。它们将天灾与人事强行勾连，将赵顼塑造成一个“不恤民困、好大喜功、违背天意”的昏聩形象。
其恶毒之处在于，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利用并扭曲了真实发生的事件，极具蛊惑性。
很快，这些市井谤言，经过某些有心人的润色和引申，开始出现在一些文人的笔端和清议之中。
而此刻，在汴京一座清雅的宅院内，司马光正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品茗清谈。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时局。一位门生忧心忡忡地说：
“先生，近日市井多有无稽之谈，诽谤圣上。然……绥州之事，学生亦有所惑。
陛下既已下诏罪己，正应收敛锋芒，固本培元，修德以俟天时。如今在边境兴筑大城，耗费巨万，确易授人以柄，引人非议啊。
若因此再启边衅，岂非辜负了上天示警之意？”
另一位老成的官员接口道：“君实兄（司马光字），我亦闻西夏此番颇有‘诚意’，似有罢兵休战之意。
若我朝能顺势而下，暂缓绥州工役，换取边境数年安宁，使河北得以喘息，国库得以纾困，未尝不是一时权宜之策。
陛下年轻气盛，锐意进取固然可嘉，然‘国虽大，好战必亡’，古有明训啊。”
司马光静静地听着，手中捻动着佛珠，面色沉静如水。
他并未附和那些市井流言，但友人与门生的忧虑，却深深触动了他内心一贯坚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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