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盯着他，知道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他命人将地契内容详细记录在案，注明“存疑待查”，然后不顾张员外难看的脸色，继续勘测下一块土地。
接下来的日子，类似的情形不断上演。每一块“无主”的荒田，似乎背后都藏着一个个“张员外”。
胥吏们的测量工作变得异常缓慢，时常受到各种“意外”干扰。王安石意识到，他面对的不仅仅是荒草和泥土，更是一张由利益、宗族、旧俗织成的巨大罗网。
一日，他勘测到一个小村庄。村外有一片长势尚可的麦田，册籍上却标注为“逃户田”。
他正觉奇怪，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农颤巍巍地跑来，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磕头如捣蒜：
“青天大老爷！这田……这田是小老儿一家在种啊！今年主家跑了，我们无处可去，就……就自己种了点麦子糊口。求老爷开恩，别收走这田，给我们留条活路吧！”
王安石的心被触动了。他扶起老农，详细询问。原来，像这样事实上在耕种“无主田”的流民不在少数。他们是最底层的蝼蚁，既害怕官府收田，又害怕原来的地主回来索要。
如何处理？若严格按律法，这些田必须收归官府，这些流民将立刻失去生计。若默认现状，则清查工作形同虚设，也无法实现集中安置、恢复生产的初衷。
傍晚，他回到行辕，身心俱疲。窗外是沧州荒凉的旷野，屋内是堆积如山的疑难案卷。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变法”二字，写在奏章上是那般激昂慷慨，落在现实的土地上，却满是泥泞和两难的荆棘。
他想起在鄞县的顺利，那时局面远不及此间复杂。河北的困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以往经验的局限性。
十一月的寒风裹挟着雪花，敲打着窗棂。弹劾他的奏章已从汴京传来风声，指责他“苛察扰民”、“擅权生事”。王安石对此嗤之以鼻，他知道那是朝中守旧势力与地方利益勾结的反扑。
但真正让他夜不能寐的，不是诽谤，而是如何破解眼前的困局。他独自坐在案前，重新审视自己的思路。
光靠威严和律令行不通了。这套系统已经僵化，胥吏阳奉阴违，豪强钻营法条。
必须找到新的支点。或许，可以尝试利用这些耕种“无主田”的流民？给予他们某种程度的承认和保障，换取他们对清查工作的支持，将他们纳入新的管理体系？这虽是对现实的妥协，却可能是打破僵局的唯一途径。
核田绝非孤立的政令。它牵扯着吏治、税赋、司法、救济……必须有一揽子的变革，环环相扣，才能撼动这盘根错节的积弊。
他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但这份坚定里，少了些初来时的书生意气，多了些被现实磨砺出的冷峻和深沉。
他提笔给富弼写信，不再只是汇报田亩数字，而是详细分析沧州田政、吏治、民生相互纠缠的现状，并提出“欲清田亩，先肃吏治；欲安流民，须定新规”的初步构想。
两个多月的时间，如同一场暴风雪，将王安石从头到脚浇得透湿，也将他心中那团理想的火焰，淬炼得更加凝聚，更加灼热，却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四周的寒冷。
他离开沧州时，带回大名府的，不仅是几卷新增的田亩册籍，更是一颗经过现实沉重打磨后，更加决绝、也更具方向感的心。
变法的路径，在他脑海中，从未如此清晰，也从未如此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