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的聪明人，如韩琦、曾公亮、文彦博、乃吕公着、吕惠卿等人，却从这看似寻常的“文雅赏赐”中，品出了非同寻常的政治意味。
就在年前，官家才让宰相曾公亮牵头，商讨科举改制之事，核心议题之一便是“增加策论比例，减少诗赋取士”。
此事在士林中已有风声，支持者与反对者皆在暗中角力。
如今，新年伊始，官家便如此大规模、高规格地向核心官员群体赏赐《资治通鉴》、《春秋》这类侧重于总结历史经验、探讨治国得失的史鉴巨着；
以及欧阳修等大家阐释经义、关切现实的学术笔记，其用意，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明示”。
这就像是在对全体官员，尤其是那些掌握着科举出题、阅卷权力的未来考官们，发出一个清晰无比的信号：
“诸位爱卿，都看到了吗？朕所重者，乃是这等能‘鉴往知来’、‘经世致用’的学问！”
“下一科，乃至今后的科举取士，朝廷要选拔的，不再是只会吟风弄月的词臣，而是通晓古今之变、能提出安邦定国实策的干才！”
“策论的重要性，将前所未有地提升！诸位当以此为导向，勉励后学，亦当以此标准，为国选材！”
这份“赐书”的举动，其政治智慧在于：
温和而坚定：它不是一道强硬的诏令，避免了在年节期间直接激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它以“赏赐”这种施恩的方式出现，让人难以拒绝，更难以在明面上反驳。
精准的受众：赏赐对象是帝国的决策核心和未来的主考官。信号直接传递给最能影响科举风向的人，效率极高。
强大的说服力：用司马光、欧阳修这等重量级学者的着作作为“教材”和“范本”，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学术权威性和说服力，使得“重策论、重实学”的导向显得理所应当。
赐书仪式结束后，群臣手捧书卷，叩谢天恩，陆续退出紫宸殿。每个人心中都翻涌着波澜。
韩琦、文彦博等老成者：手持《资治通鉴》，心中了然。他们或许对激进变法有所保留，但对于科举选拔实用之才这一点，大多持赞成态度。
官家此举，方向是对的，手段也足够高明。他们可能会保持沉默，或私下告诫门生故吏，要多在策论上下功夫了。
王安石、吕惠卿等改革派：内心振奋。这无疑是官家决心推进改革、选拔新锐人才的强烈信号。他们必将利用这个机会，在舆论和实务上，进一步推动科举向“经义策论”倾斜。
一些以诗赋见长的文臣：则感到了无形的压力。未来的仕途，恐怕不能只靠华美的辞章了。
各地重臣、边帅：收到《武经总要》和经史典籍，同样心领神会。官家这是希望他们既能镇守一方，也要知书明理，懂得运用历史的智慧来处理复杂的军政事务。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从宫禁传遍京师的官员圈层，继而将通过这些重臣，传递至全国。
所有读书人都将意识到：熙宁朝的科举，要变天了。未来的进士，必须熟读史鉴，深通时务，方能脱颖而出。
赵顼站在殿阁的高处，望着官员们手持书卷离去的身影，目光深远。他没有采用激烈的方式强行推动科举改革，而是选择了这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