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请陛下试思：”
“账面禁军百万，然老弱充数、缺额空饷者几何？可披甲执锐、驰骋沙场者又剩几何？”
“如此百万之师，每年耗尽天下赋税十之七八，却连西陲小丑（西夏）亦不能制，仍需岁赐银绢以求苟安！
此与汉之‘和亲’何异？甚至更为不堪！汉之和亲，尚可换得一时喘息。今之岁赐，徒肥敌国，而我朝将士弓马日渐疏弛，武备反见废弛！”
“陛下，汉武若不裁撤老弱，精简军制，何来卫霍之锐士出塞？今之冗兵，非国之爪牙，实为附骨之疽！不割此疽，则财政必被吸髓而亡，强兵更是空中楼阁！”
（直指裁军必要性，将“冗兵”比“和亲”更耻辱，引爆了“文明生存”议题下的第一个现实炸弹。）
第二弊：选材之蔽，科举竟成天下英雄牢笼！
奏疏的第二部分，将矛头指向了士大夫集团的命根子——科举取士制度。
“汉武为求贤良，曾下《求贤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今我朝取士，竟以诗赋定终身，以雕虫小技决天下英雄之进退！岂不谬哉？”
“试问：熟读经史、通晓时务的国士，与只会吟风弄月、堆砌辞藻的文人，孰能为我大宋纾解边患、整顿财政？”
“如今士子，竟相钻研声律对偶，于钱谷、兵刑、水利、舆地等实学一无所知。一旦为官，何以治民？何以御敌？此非培养栋梁，实是批量生产误国庸才！”
“陛下，当此文明竞争生死存亡之秋，岂能再以如此选材之法，自缚手脚？
若孝武朝中皆是司马相如之流，而无主父偃、桑弘羊等干吏，何来北伐之基业？科举不改，天下英才之心灰意冷，实干之臣无由进身，国事终将糜烂！”
（将科举弊端直接与“文明竞争”挂钩，指出当前制度无法选拔出应对危机的实干人才，为科举改制提供了最锋利的理由。）
第三弊：官制之乱，实为天下疲敝、效率低下的根源！
最后，奏疏以最大的勇气，直指帝国官僚体系的核心痼疾——元官与差遣制度的混乱。
“我朝官制之繁复，旷古未有。官、职、差遣分离，有官无职、有职无权者比比皆是。人人有禄可享，却事事无人负责！”
“此制之下，遇功则争相邀赏，遇过则互相推诿。行政效率之低下，令人发指！
河北赈灾，公文旅行数月；边境军情，驰报须过十衙。如此拖沓，岂是在与辽、夏此等虎狼之邦竞争时应有的状态？”
“汉之盛世，在于名实相副，权责清晰。今若不能大刀阔斧，厘清官制，使有能者居其位、掌其权、负其责，则任何良法美意，终将在这冗官、冗费的泥潭中沦为一纸空文！”
（将官制问题提到“行政效率关乎国家竞争生死存亡”的高度，为未来的“元丰改制”做了最强硬的理论铺垫。）
奏疏的结尾，谢景温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
“陛下！汉武之伟大，不在其‘穷兵黩武’，而在其敢于直面积弊，打破常规，任用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最终为我华夏文明打出了数百年的生存空间！”
“今大宋之困局，远复杂于汉时。外有强敌环伺，内有三弊缠身。若仍固步自封，空谈仁义，臣恐他日史书工笔，记载的将非是熙宁盛世，而是我朝竟重蹈高祖‘白登之围’的覆辙，令天下再蒙华夏主君被迫城下求生之奇耻！”
“伏望陛下以汉武之魄力，行刮骨疗毒之手术。裁冗兵、改科举、清官制！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断不可再有丝毫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