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不要答案，只要他们把这些问题，炒得越热越好。要让全汴京的人都在问：光说弊病有用吗？到底该怎么办？！”
几天后，新一期邸报出炉。头版并排刊载着谢景温的《论国事三大要札》和司马光的《论国是疏》。
这并置的效果，堪称残忍。
一边是谢景温具体、尖锐、充满现实痛感的“病危诊断书”；另一边是司马光引经据典、充满道德理想却近乎“空中楼阁”的“养生劝诫”。
高下立判！
先前那些为司马光叫屈的声音，瞬间小了一半。不少中间派的官员读完，内心天平已开始倾斜：“司马公所言大道固然不错，然……于眼下危局，何补？”
与此同时，一场更精准的舆论风暴，在皇城司的巧妙引导下，于汴京各个角落掀起。
在太学，激烈的辩论从“该不该改”迅速转向“该怎么改”。
“司马学士总说仁义为本，可面对西夏铁骑，仁义可能当盔甲？可能变粮草？”一名激进的支持谢景温的士子，在鼓院拍着桌子喝问。
“说得对！谢御史指出了裁军、改制、科举三弊，那敢问反对者，你们的良方又是什么？难道就是整日诵读圣贤书吗？”另一人高声附和。
先前为司马光辩护的人，顿时语塞。他们可以批判谢景温激进，却拿不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这种“有诊断，无药方”的尴尬，让他们在辩论中节节败退。
在民间，皇城司安排的说书人，将复杂的国策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
“话说这谢青天，冒死上书，句句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啊！那兵，是该精练；那官，是该厘清；那科举，是该选真才实学的！”
“可也有那等老夫子，说什么要讲仁义。嘿，各位客官想想，您家邻居整日觊觎您家财帛，您跟他光讲仁义，有用吗？还得有真刀真枪，还得有精明算计！”
通俗的比喻，瞬间拉近了政策与百姓的距离。一种“皇上要动真格的了，要省下钱来办大事”的朴素共识，开始在市井形成。
在官员的私下聚会中，风向也在微妙变化。
“谢景温话虽难听，理却不糙。这冗兵、冗官，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一位中年官员低声对同僚道。
“是啊，司马君实（司马光）学问是好的，可……于事无补啊。如今陛下锐意进取，韩、文诸位相公似乎也默许，看来，大变将至矣。”另一人感慨，语气中已带了几分顺势而为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