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的波澜尚未平息，第二日，新的题纸又至，标题更为尖锐——《王霸之辩，可有时乎？》
问题更加咄咄逼人：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是否意味着，无‘力’则‘仁’亦不可行？”
“假设强虏压境，欲行仁政于百姓，是先修文德以来之，还是先强甲兵以御之？”
“《春秋》褒奖齐桓公、管仲‘尊王攘夷’，此乃‘王’道，还是‘霸’术？若为‘霸’，孔子为何褒之？”
这一问，直接将理想拽入现实。当北辽西夏的铁骑威胁真切存在时，空谈“仁者无敌”显得如此苍白。
许多学子想起边关的烽火，想起朝廷岁币的屈辱，不禁血脉偾张。辩论开始转向务实：
“无甲兵之强，仁政何以施行？齐桓尊王攘夷，正是以霸术行王道！”
“富国强兵”这个一度被某些清流鄙夷的目标，第一次在经典的阐释下，获得了正当性。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太学，传遍汴京官场。诸多中层官员，尤其是那些在地方任过职、深知民生艰难的务实派，闻之暗暗颔首。
而保守的台谏官们，则感到了极大的不安，这匿名之问，刀刀见血，却一时不知如何反驳，因为对方句句引用的都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经典！
当所有人都在等待第三问时，它果然来了，标题直指根本——《经义与实务，孰为重？》
问题彻底撕下了最后的温情面纱：
“我辈熟读经书，通晓义理，此为‘内圣’之功。然则，‘外王’之业，当如何实现？”
“倘若一县之地，赋税不均，狱讼不清，我是该引经据典感化百姓，还是该设计公平税法、明晰律条？”
“司马公作《资治通鉴》，目的乃‘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若只知兴衰之理，而无解决当今得失之术，是否辜负了司马公的苦心？”
这最后一问，如同惊雷，在太学上空炸响。
它将一个残酷的选择题摆在所有学子面前：是做一个皓首穷经、于国于民无补的“腐儒”，还是做一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干吏”？
司马光这位旧党偶像的着作，竟成了批判空疏学风的最有力武器！
太学彻底沸腾了！辩论已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探讨，而是一场关于士人价值、人生道路的激烈拷问。
保守派学子阵脚大乱，而务实派学子则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和理论制高点，气势如虹。
紫宸殿内，赵顼听着李宪秘密汇报太学内“舆情鼎沸”的盛况，嘴角终于露出一丝深沉的笑意。
“很好。”他轻声道，“让舆论再飞一会儿。”
他深知，这把火已经点燃。这三问，如同三粒种子，已深深植入帝国未来精英的心中。
它们不是简单的考题，而是重新诠释经典的钥匙，是塑造新一代士大夫灵魂的模具。
对守旧派：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他们的理论根基被公然动摇，话语权被巧妙剥夺。他们陷入了被动防御的泥潭。
对务实派与中立派：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武装和信心，可以理直气壮地推行实务，并开始向皇帝靠拢。
对太学生：他们被成功地争取过来，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向，成为了变法事业最热情的支持者和未来的中坚力量。
这场由皇帝亲手策划、匿名发起的“太学三问”，以其极高的理论水平和精准的政治算计，成功地将改革派“富国强兵、务实变法”的诉求，论证为对儒家经典最正确、最深刻的继承和发展。
它不仅是一场思想舆论的胜利，更是一次完美的政治动员，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熙宁新法，扫清了思想障碍，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熙宁二年的这个夏天，汴京的太学，已然成为帝国变革的思潮策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