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九月初，汴京的秋意渐浓，但这座百万人口的帝都，其炽热的心跳却比盛夏更为澎湃。
而这座城市的心脏之一，便是那“七十二家酒楼之首”的樊楼。
华灯初上，樊楼二楼临街的一处雅座，却与周遭的喧闹格格不入。
一位身着寻常士子青衫、却难掩贵气的年轻人，独坐一隅，自斟自饮。
桌上不过三四样精致小菜，一壶上好的玉液酒。他看似悠闲地望着楼下御街车水马龙，耳朵却像最精密的仪器，捕捉着楼内每一缕声波的振动。
他便是微服出宫的皇帝赵顼。身旁仅坐着都知李宪，亦是便装，姿态恭敬地半侧着身，既似随从，又像在随时听候吩咐。
“你做的很好，李宪。”赵顼目光并未转动，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
一个月前，当辽国那封绵里藏针的国书抵达垂拱殿时，赵顼在震惊于耶律洪基此举大胆的同时，也瞬间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并未将国书锁入深宫，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密令李宪动用皇城司的力量，将国书核心内容及“文华会”之议，巧妙地透露给太学，并令进奏院邸报以近乎“实录”的形式刊载。
顷刻间，“北朝修《辽礼》，欲邀我欧阳公、司马公北上论道”的消息，像一场风暴席卷了汴京，继而传遍天下。
赵顼的目的很明确：他要打破信息壁垒，将辽国的文化挑战，从庙堂之上的密议，变成市井街头的谈资。
他要让大宋的每一个人，从宰执到走卒，都清楚地意识到——战争的形式，已经变了。
此刻，他正是来樊楼这块“民意试纸”上，检验成果。
很快，邻桌几位年轻士子的高谈阔论，便吸引了赵顼的注意。
“奇耻大辱！真真是奇耻大辱！”
一个面色激动的蓝衫士子猛地一拍桌子，碗碟乱响。
“那契丹……那辽主，何等狂妄！竟敢与我天朝上国论礼乐？他可知‘礼’字如何写？‘乐’字如何念？”
言语间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对挑战者本能的蔑视。
“王兄所言极是！”
旁边一人接口，语气却带上了忧虑：
“然则，观其国书，辞藻雅驯，引经据典，绝非不通文墨的蛮酋所能为。
彼辈蛰伏北地百年，暗中学我衣冠，效我制度，其心叵测啊！此乃‘以夷变夏’之先声！”
他已从愤怒中品出了一丝寒意。
第三位士子显得更为冷静，分析道：
“辽主此议，乃阳谋。我若拒之，彼必谤我怯懦无文，心虚气短。
我若应之，便是承认其有与我朝坐而论道的资格。
进退两难……然，依愚见，狭路相逢，勇者胜！
正当遣欧阳公、司马公这等泰山北斗北上，以煌煌正道，碾压其邪僻之心，使其知中华文物之不可企及！”
他的观点，代表了太学中新兴的“主战派”声音。
不仅士林，连旁边一桌看似商贾模样的人，也在议论。
“啧，这北朝皇帝，不好好放羊牧马，学人修什么书？莫不是钱多烧的？”
一个胖商人呷了口酒，调侃道。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