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被邓莉这副 “真不知情” 的模样噎了一下，心里暗骂却不敢表露。
邓莉是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分管纪检监察一室，他去年能从副科提正科，全靠邓莉在市纪委常委会上说话；要是现在撕破脸，别说后续的 “轻处理”，恐怕连档案里都会被记上一笔 “不服从管理”。他只能攥紧拳头，指节泛白，把委屈咽进肚子里。
胡正深吸一口气，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程书记，邓书记，是…… 是我没按程序报备。上周纪检监察一室接到匿名举报，说任正浠在晋宁县搞电缆产业整改和生态农业项目时，涉嫌收受设备供应商好处，还违规给关联企业审批补贴……”
“匿名举报？” 邓莉立刻追问，语气里带着几分警惕，“按规定，匿名举报要先做初核，确认有可查性才能启动后续工作，你怎么没走初核流程就直接介入了？而且任正浠是晋宁县的县管干部，就算要查，也得先和晋宁县纪委对接，至少要了解他的工作履职情况吧？”
这番话看似在 “提醒” 胡正，实则是在向程前强调 “胡正违规操作” 的细节，进一步坐实 “个人行为” 的定性。
胡正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说：“后来我们联系到了举报人，就是河池镇的丁熙桐，他说自己有任正浠受贿的具体证据，还愿意实名举报。我想着…… 想着这两个项目是太市农业产业化和工业转型的重点，要是真出问题会影响全市大局，可能影响全市的考核指标，就没来得及报备，也没跟晋宁县纪委打招呼，先把两人请到培训中心了解情况……”
这番说辞看似 “顾全大局”，实则漏洞百出。按干部管理逻辑，“市管考核指标” 与 “县管干部调查权” 是两码事，即便项目重要，也需先与晋宁县委沟通，而非 “先斩后不奏”。
“请到培训中心？” 邓莉的语气陡然严肃了几分，却仍带着 “发现问题” 的惊讶，“是‘谈话函询’还是‘审查调查’？要是谈话，怎么会限制人身自由？要是审查，怎么能没有市纪委常委会批准的手续？胡正，你知道这里面的差别吗？《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审查调查必须出具《立案决定书》，你有吗？”
她一脸怒气地敲了敲桌子：“胡正，咱们纪检监察工作，最忌‘想当然’，你以为‘为了大局’就能突破程序？任正浠是晋宁县的财政局长，手里管着县域经济的关键项目，你不跟地方党委沟通就贸然调查，万一影响项目推进，谁来负责？”
邓莉这番话，从 “程序”“责任”“后果” 三个层面层层递进，既符合 “分管领导发现下属违规后及时纠正” 的身份，又巧妙地将所有过错都归到胡正 “个人违规” 上，没有露出半点 “提前知情” 的痕迹。
程前坐在办公桌后，指尖的敲击节奏渐渐放缓。他看着邓莉的反应，听着她对条例的熟练引用，心里的疑虑稍稍减轻，若邓莉提前知情，绝不会如此细致地 “指出” 胡正的违规细节，更不会在任正浠被查的问题上如此较真。
